・田岛俊雄：《中国的电力产业：短缺经济格局下的大陆型发展》,朱荫贵,杨大庆编《世界能源史中的中国：诞生、演变、利用及其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封越健，魏众等《经济所90年发展回顾和未来展望》《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6期。

・田岛俊雄：《中国式产业组织的形成及其在转轨过程中的变化：轻型汽车产业的案例分析》，江小涓等：《体制转轨中的增长,业绩与产业组织变化-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格致出版社，2015年3月1日。

・田岛俊雄：《人口红利消灭后的中国》专家评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482次，2013年8月2日。

・田岛俊雄：《1930年代中国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以水泥业为例》“并木赖寿教授文库”开幕式暨《东亚论坛：明清以来的中国》学术研讨会（2012年5月19日―20日）论文集。

・田岛俊雄，朱荫贵，加岛润编：《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与结构调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田島俊雄・朱廕貴・加島潤・松村史穗編著：《海峽兩岸近現代經濟比較研究》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現代中國研究據點研究シリーズ　No.6,2011年3月,pp.190.

・田岛俊雄：《1930-50年代中國内陸地區的工業化發展―以西北洋灰和蒙疆洋灰為例》，海峽兩岸近現代政經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基地，2010年8月22-23日于台湾埔里。

・田岛俊雄：《80年代的经济所和张曙光研究员》，《经济学家茶座》第47辑（2010年第3辑），2010年7月。  

・田岛俊雄：《80年代的经济所和张曙光研究员》，罗必良等著《为思考而生活 为学术而快乐 张曙光教授诞辰70周年纪念文集》2009年10月。

・田岛俊雄：《生物乙醇与中国农业的现状》，《天地人》第7期，2009年7月（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

・田岛俊雄：《中国软件外包的产业组织和区域布局：基于承接日本软件外包的一项研究》， 江小涓等：《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年11月。  

・田島俊雄「劉易斯轉折點和中國的農業農村經濟問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II」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2008 年 5 月 29~30 日)。

・田岛俊雄：《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的经济与社会-兼评王诚和蔡昉的观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357次，2008年3月14日(張曙光主編《学海辑英》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年7月）。

・田岛俊雄：《20世纪的中国化学工业—永利化工，天原电化及其时代》，朱荫贵，戴鞍钢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田岛俊雄：《土地私有制不适合中国》《中国经济周刊》中文版月刊，2004年第4期。

・田岛俊雄：《中国式产业组织的形成及其在转轨过程中的变化：轻型汽车产业的案例分析》，江小涓等：《体制转轨中的增长,业绩与产业组织变化-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田岛俊雄：《中国农业的结构与变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

・田岛俊雄：《中国・东亚的农业结构问题》，焦必方编：《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田岛俊雄：《农业》，日中经济协会编 ：《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展望》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8月。

・参考：

	世界能源史中的中国：诞生、演变、利用及其影响
	作者：	朱荫贵 杨大庆 编
	定价：	80 元	页数：	428页
	ISBN：	978-7-309-14911-1/T.664	字数：	418千字
	开本：	16 开	装帧：	平装
	出版日期：	2020年6月	本类其他相关图书
内容提要
前言               朱荫贵               能源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回顾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个人、社会、国家以及全球都产生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无论是早期矿物能源取代植物能源，还是此后的电力能源取代矿物能源，每一次能源的变化都称得上是一次革命。今天，世界上正在兴起新能源革命浪潮，这无疑是人类迈向新时代的又一里程碑。可以相信，新能源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将一举超越历代能源的变革而载入史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生产生活的便利，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和价值。        回顾历史，在惊叹能源变迁给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历史上能源利用和影响的研究，无论数量、研究的深度还是关注的角度，都未能全然彰显能源在人类历史上应有的地位。特别是整体上以能源为对象，考察分析其发展演变的特点、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以及能源自身在被人类利用过程中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性等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无论数量、研究的深度还是关注的角度，都实在不配其应有的地位。检阅现有的研究成果，尽管不乏有对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进行研究的学术论著，但这些成果大致集中于几个共同的议题，即：　我国能源的种类和分布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外来侵略者对我国能源资源的觊觎和掠取，我国能源产业如何在列强掠夺和传统封建势力反对的夹缝中艰难发展；或是对某一个煤矿、某一家电厂或某一个城市的能源产业的史实加以描述，或是叙述能源如何从手工开采逐步发展到机器开采，再就是通过考察能源产业，分析资本筹集、产品运输、企业经营等诸种问题。当然，这些研究非常重要，能够使我们对我国能源发展演变的多层面相有所了解。但遗憾的是，在对能源史进行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对于另外一些层面和问题的研究仍关注不够，例如：　能源产业对城市兴起、重工业产业发展和工业基地建立的作用，能源的发展推动新型交通运输工具诞生进而扩大市场以及推动国内外贸易发展的分析；能源和政治、外交的关系以及因为能源的变化和发展进而改进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研究等，则研究得很少。至于将眼光聚焦于新能源对生产力变革进而对生产关系产生调节、推动、改进作用的研究成果，就更难以寻觅了。        今天看来，我国能源史研究的现有状况，已经不能满足新能源革命兴起所提出的时代要求。一方面，从历史中总结中国能源发展的轨迹，探求其中的本质特点，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文明对能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必然会丰富我们对我国能源史发展的认知，进而促进能源产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从能源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想必也会深化我们对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的理解。有鉴于此，2015年，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借邀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杨大庆教授访学之机，与他确定访学研究的课题为近代中国的能源历史。2015年12月18—19日，复旦大学召开了“世界能源史之中的中国”的工作坊，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二十余位学者，共同探讨中国能源史的发展和演变。工作坊的主旨有二：　一是从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构建综合跨域的中国能源史；二是借鉴世界能源史研究的新视角，综合分析能源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间的相互影响及关系，探讨具有几千年农业传统的中国在近代以来因为能源变化而出现的变迁。两天的会议之后，学者们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修改补充，另外又进一步邀请了国内外对能源史有研究而未能来参加工作坊会议的学者著文参加我们的讨论。这样，在2018年形成了现在论文集的大体格局。        论文集中收录的论文大体按照四个部分进行分列，分别是纵论篇、电力篇、石油篇和煤炭篇，共十六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能源发展和演变进行了探讨，由于受到研究基础和关注点的局限，读者可以看到，这些论文还只是从能源史角度进行的初步尝试。我们期待这些论文的发表能够吸引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参与，真正使我国能源史的研究迈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
作者简介
书摘
目录               朱荫贵 前言               纵论篇        布莱恩·布莱克（Brian　Black） 环境史中的能源与运输        张伟保 能源安全看近代中国能源工业的发展        严鹏 国家计划、市场转型与产业创新——中国矿山机械工业的演化（1949—2014）        萧建业（Victor Seow） 历史学中的能源：一个文献综述               电力篇        田岛俊雄 中国的电力产业：短缺经济格局下的大陆型发展        林兰芳 台电与日占区的电力事业（1938—1945）——以广州、汕头为中心        杨琰 西方经验与本土经营：近代上海电力产业的兴起与产业经营模式的转变（1882—1893）               石油篇        杨大庆 能源史与地质学——也谈1945年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的失败        吴翎君 外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竞争（1870—1937）        洪绍洋 战后中国石油公司在台湾的经营（1945—1949）        皇甫秋实 贾钦涵 民企、外资与政府——顾维钧参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始末        常旭 “洋油”时代——基于旧海关史料对中国1863—1931年煤油市场的考察        张轩赫 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的酒精工业               煤炭篇        范矿生 社会资本与近代企业发展：以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为中心的考察        朱荫贵 从能源史角度看近代中国机器采煤业的兴起及其效应        陈慈玉 20世纪前半叶中国东北的煤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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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刊《管理世界》2012年第七期 

百年水泥史，产业新变化

――简评《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和结构变化》

张曙光

田岛俊雄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经济。80年代初，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与笔者在同一个办公室，且办公桌对面而坐，经常一起讨论问题，进行合作研究，一起去东北、四川、浙江等地调查研究。他有著作发表送我拜读，我有著作出版，也送他参阅。他每次来中国都要拜访我，他们全家也曾到我家做客；我去日本，也曾住在他的家里。 2009年10月25日 （ 农历9月8日 ），是我70岁生日，他不仅著文《80年代的经济所和张曙光研究员》，回顾过我们之间的交往，而且专程来京祝贺。总之，我们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

为了加强中日两国间经济学者的合作，他在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组织，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立了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研究基地。今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田岛 教授与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朱荫贵和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加岛润合作编著的《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和结构变化》（以下简称《水泥》，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这是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组织国际合作项目系列成果之一。该组织计划对中国的化工、电力、水泥、钢铁、农机等产业进行系统研究，已经完成并出版的有研究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的两种，即《20世纪中国化学工业――永利化学·天原电化时代》（日语题目为《20世紀の中国化学工業――永利化学·天原電化とその時代》，2005年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印行）和《现代中国的电力产业――“短缺经济”与产业组织》（日语题目为《現代中国の電力産業――“不足の経済”と産業組織》，2008年昭和堂出版），《水泥》是该系列的第3种，有中文版和日语版（日语版题目为《中国セメント産業の発展――産業組織と構造変化》，2010年御茶の水書房出版，是由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10多位学者共同完成的。

《水泥》的研究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中国的GDP达40.1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粗钢产量6.37亿吨，水泥产量18.82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超过了40%和50%，引起了世界的瞩目。特别是，当日本、台湾以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水泥生产成为夕阳产业和趋于衰落之时，中国的水泥产业却欣欣向荣，高速发展，因而，中国的经济成长和产业发展已经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和影响。于是，研究中国钢铁、水泥等重要产业的发展，不仅是观察和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途径，也是认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水泥》除序章外，分为历史篇和现状篇两大部分，一方面系统地描述了中国以及东亚水泥工业发展的百年历史，另一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以及东亚水泥工业的时空分布、产业组织和结构变迁以及资金、设备和技术来源，不仅揭示了水泥产业自身发展的特点，而且展现了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一本值得中国经济界和产业界关注和阅读的有用文献。

中国水泥产业的发展，从1906年启新洋灰公司建立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多年。《水泥》没有专门概括出中国水泥工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但是，根据作者的详细描述，我们可以将百年水泥工业的发展大致概括为解放前的近50年、计划经济时期的30年、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和本世纪的10年四个阶段，并根据作者在第一、二、五、六、七章中的广泛分析，对各个时期中国水泥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及其发展变化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和清楚的认识。

在解放前的近50年中，20、30年代是中国水泥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使用的基本上回转窑生产，年产量最高达到近80万吨。当时，在日本水泥倾销和竞争的压力下，一方面通过关税谈判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另一方面，华商水泥的刘鸿生充分发挥了企业家的组织才能，促成了与启新公司和中国水泥公司三家的同业联营，在产品产量、销售价格和销售区域等方面，形成了一种不完全垄断的卡特尔组织，与日商相抗衡；同时，华商水泥还通过资金借贷、“利转股”、密切银企关系，实行负债经营，扩大了生产规模，推动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从这些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民族水泥工业的成长过程。抗战时期，内地的生产遭到破坏，但在日伪统治的东北，战争的需要推动水泥工业的较快发展，1943年曾达到161万吨。

《水泥》明确指出，与钢铁和电力等同类装置型行业相比，水泥产业的“产业组织较为分散。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产业特征，尤其是石灰和煤所具有的资源禀赋普遍性、烧成过程中的重量减损性，以及运输成本承担能力的低位性等”（第9页）。在日本、台湾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水泥工业装备SP和NSP（New Suspension Preheater，预分解新型干法回转窑）等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先进技术以后，“由中小水泥企业带动下的产业发展更是当代中国水泥产业发展史上最为显著的特征”（第153页）。即使在中国政府进行水泥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水泥产业政策，推行设备大型化以后，仍然出现了大型水泥和中小型水泥同时大发展的态势。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水泥》讨论的一个主题和重要贡献。作者通过上海、山东和吉林的案例分析，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和有力的刻画。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30年中，中国的水泥产量从100万吨增加到5000多万吨，生产技术除立窑外，发展了干法和湿法回转窑以及立波尔技术。当时，水泥是一类物资，也是一种严重短缺的物资。计划经济的非市场环境造成了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可流动性，形成了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农村市场和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和城市市场之间相互分割的格局，是水泥产业分散的重要原因。由于水泥的运输费用较高，是一种适合分权管理的物资，因而在管理体制上以产销分离为特征，分为中央主管的“大水泥”和地方发展的“小水泥”。再加上中央政府调整了计划内水泥的分配方式，允许地方政府把地区内生产的部分水泥保留为地方物资，从而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包括小水泥在内的“五小”工业的发展，小水泥的产量最高时占全部水泥产量的2/3。

例如上海，60年代国家配给的水泥每年12.5－25万吨，占上海需求量的45.1－53.6%。于是，上海采取了三种办法解决供求差额。一是扩大上海水泥厂的规模和投资，二是建设新的水泥厂，三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协作串换”方式，从外地调配。

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中国的水泥产量从1977年的5565万吨增加到1999年的5.76亿吨，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开始使用NSP，不仅出现了熟料与水泥的生产分离，而且形成了大小水泥同时高速发展的情势，一方面，上层企业扩大规模，向大型化发展，另一方面，小水泥产量快速增长，占比在70%以上，甚至在80年代后期超过了80%。

这时，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成为可能，特别是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日趋简单化，促进了产业的大型化和向城市的集中。但是，水泥产业所具有的在地方小规模资本下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性质，其城乡市场仍然具有分割的特点，其产品在农村市场依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80年代的双轨价格时期，小水泥的价格是大水泥1.8－2.63倍，刺激了小水泥的繁荣。山东出台了“谁投资谁受益”的“大家办建材”的政策，形成了小水泥大发展的高潮，农田基本建设成为小水泥的主要市场。90年代中期以后，公路建设的发展，住宅建设高潮的出现，水泥的需求市场也开始从农村水利向城市住宅和社会公共设施方向转换。正如《水泥》所说，“90年代中期之前小水泥的发展是以对应农村市场需求下的当地生产当地消费式外延性发展（小型企业大量簇生）；之后市场需求结构向城市需求演变，大水泥崛起已成为必然”（第171页）。

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开始对水泥工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在本世纪以来的10年中，调整步伐加快，主要是将低热电效率、低质量、高环境负荷的立窑小水泥予以淘汰，随着新型干法水泥生产设备的国产化，降低了水泥生产的前期投入，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可能。2008年，出现了18家600万吨以上的大型水泥企业，水泥和熟料分别占26%和37%，Herfindahl指数分别为0.00645和0.01437。其中15家企业的规模在千万吨以上。2010年，发改委出台了《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确定了安徽海缧集团等12家全国性重点企业和内蒙古乌兰集团等48家区域性重点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吉林的几家大型水泥企业，经过兼并重组，形成了吉林亚泰、冀东吉林公司、延边德全水泥、通化特种水泥四大水泥，2002年产能620万吨，占全省水泥总产量的60%以上。由于“大水泥企业仍然以抢占资源为导向，具有就地生产销售商品特性的水泥，对应消费地的商品供应很大程度上仍要依靠当地的小水泥企业”（第205－206页）。小水泥其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一是各县市的小水泥企业大都拥有矿山资源以及靠近铁路或者自建有专线，且都在增加技术人员，更新设备，开始摆脱水泥锻烧增加产能的方式，而在规模与生存中寻求平衡，来完善自身定位；二是地理分布和运输成本上的优势，为小企业的生存创造了条件，使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成为可能。

《水泥》的另一个主题和贡献是，比照国际水泥巨头的跨国并购，讨论了中国大水泥企业的并购和集中化过程。这是产业组织和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

80年代，随着母国经济的发展，需求饱和，产业成熟，国际水泥巨头经过激烈竞争，实现了母国市场的寡头化。但是，由于“水泥的特点是产品重量重，但却价格低廉，运费在产品价格中占有较高的比率。这一特点说到底，反映出的是水泥‘基本上不属于可贸易品’的特性”（第237页），因此，水泥的国际贸易量不大，1990年只有7100万吨的规模。

母国市场的寡头化对于国际水泥巨头进军海外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母国市场的高利润率为其投资海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于是形成了90年代海外投资的高潮。然而，水泥巨头的海外投资几乎全部是通过企业并购（M﹠A）实现的，并购的对象大部分是市场排名前3位的企业，并购成功之后，通常都可以在对象国市场占有垄断地位。这是水泥产业海外投资区别于制造业的一大特点。

90年代，M﹠A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海外资产价值的缩小，特别是经济低迷引发了水泥行情的恶化，收购价格一路走低。与建设新工厂相比，通过M﹠A收购现成企业在成本核算和市场确保上更加有利。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近年来的中国市场。

《水泥》的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来描述中国水泥市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水泥产量占了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从其规模来看，中国的水泥市场“有着‘省＝国’这一‘模拟世界市场’的特性”（第265页）。这是一个非常形象而又符合学术规范的概括。正如国际水泥巨头利用全球各地利润率的差异推进M﹠A（即用本国的高利润率去不景气地区并购企业）一样，中国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行情好坏的差异，作者用安徽海缧、河北冀东、中国建材三大公司近几年来的并购案例，生动具体地描绘了中国水泥市场的并购过程。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的大水泥公司已经达到了和全球水泥巨头并驾齐驱的规模。特别是安徽海缧和中国建材这两家企业与全球水泥巨头相比仅次于霍尔希姆和拉法基的规模。可以说，中国大水泥公司已经具备与之相符的实体。重要的是，和世界市场上曾经的动态出于相同的理论，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中国市场上，几家大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其规模，整体市场集中度仍将不断提高”（第265页）。

不过，与国际水泥巨头的跨国并购不同，中国水泥产业的M﹠A其所以能大力推进，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水泥工业专项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提出了推进产业组织集约化的政策目标和具体措施。对此，作者给出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水泥产业集约化的提升不是任由市场的淘汰机制，而是通过政策推行去实现，这一点也许在回避企业倒闭而带来的资产荒废及短时间即可实现结构调整上面具备优势，但也有堪忧的一面――原本应被市场淘汰的企业，由于政府出面保护得以继续存续。中国建材集团中，整合浙江省内企业而创立带有官方卡特尔性质的南方水泥的利润率即使在价格上调后仍然难见回升，应该说，这也是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未能被市场淘汰，反而得以存续的后果”（第264页）。应当指出，这一分析值得深思，它反映了产业政策和政府能力的局限性。

总之，从《水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白，产业组织和结构变迁因产业特性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与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相关。特别是产业政策既可能推动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可能带来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损失。没有一成不变的产业组织，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产业结构，更没有永远有效的产业政策。一切真知灼见都来自于深入观察和系统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水泥》的一大长处是资料丰富，描述和分析细致，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编著者把全书分为历史和现状两大篇，并在序章中做了概要的介绍和讨论，但是没有提炼出一个分析的框架，并按照这个框架来安排篇章结构。除了历史的回顾以外，笔者上述讨论概括了《水泥》的两大主题，可供编著者参考。这样，就可以划分出中国水泥产业的发展阶段，并在各个阶段中选择适当的重点进行分析，而把非重点的部分在有关章节作一简略交待。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又可以使现有分析深入一步。这一点也许与日本学者的传统和风格有关。在笔者看来，日本学者的功课做得很扎实，长于资料的调查和收集，精于事件的描述和分析。这是值得中国学者认真学习的地方，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差。但在理论概括上，日本学者可能下的功夫不够，因而读后总觉得缺点什么。

按照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十个篇章中，序章和第一、二、六、九章写得不错，特别是六、九两章，有资料，有理论，有分析。其他章节相对较差，第三、四章就比较单薄，资料丰富，而缺乏应有的分析。这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

笔者寄厚望于后面钢铁和农机两个产业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好，做出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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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与结构变化》中文版序言、目录、后记

[日]加岛润  [日]田岛俊雄  朱荫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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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Steering Committee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s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ISS) in April 2007 to conduct research o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China. The Base i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the Humanities (NIHU), an Inter-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Corporation in Japan.

Paralleling the course of the Hu Jintao regime which came to power in the fall of 2002, the Chinese economy is now entering a transitional phase. The era of 'unlimited labor supply' from rural China, once the backbone of the country's growth, is now coming to an end. The market for younger labor is growing tighter in urban areas, while expanding economic activity is bringing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to the forefront. The issues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urban-rural labor force distribution and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can no longer be avoided. To build a more stable society, and to adjust and manage resource allocation smoothly, improvements must be made to the social safety net,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regulation of areas such as ownership, governance and the environment. A mor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will be required to safeguard these new institutions.

China's economic expansion is making a strong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bo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Meanwhile, under multilateral frameworks such as the IMF and WTO, as well as intra-regional arrangements such as the China-ASEAN FTA, China itself is feeling pressure to improve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achieve domestic change, such as better 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al se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robust legal institutions.

The pursuit of area studies grounde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s been a core mission of the ISS ever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946, with scholars in economics,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engaging in Chinese Studi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discipline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igned an exchange agreement wi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in 1986. As the University's principal interface for this agreement, the ISS has used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researcher exchange and visiting professor programs with CASS-affiliated institutes to develop an extensive track record of exchange activity and a diverse research network.

Building on these foundations, the ISS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was launched with the aim of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not only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but throughout Japan and across the world. The Base envisages two major components of activity over its five-year period of operation.

Research Group 1: Institutions, Polic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ader: Tajima Toshio)

Attentive to the challenge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China's economic sector and the realignment of economic and legal institutions occasioned by China's membership of the WTO, this group will chiefly address issues concerning the domestic economy,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cluding: (a)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fiscal / monetary refor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rivate enterprise; (b)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s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environmental law, and issues of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c)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land use / community self-government; (d) labor markets / labor force mobility / social security; and (e) economic ideology and perception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etc. Research activity is organized around three subgroups: (1)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policy (the 'Economy Subgroup'), (2) intensified reform / opening and re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law systems (the 'Law Subgroup'), and (3)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roblem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the 'Rural Issues Subgroup').

Research Group 2: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leader: Marukawa Tomoo)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hina's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creasingly apparent resource limitations, as well as economic partnerships and industrial adjustment in Asia, this group will chiefly address issues in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including: (a) trends of foreign trade and intra-regional economic partnerships in China and the Asian region; (b)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pertaining to investment, foreign exchan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Asia; (d) offshore development and the growth of outsourcing to China; and (e)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development-and-import schemes /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 resource diplomacy. Research activity is organized around three subgroups, focusing on: (1) the structure of trade in connection with China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Asia and possibilities for East Asian economic partnerships (the 'Trade Subgroup'), (2)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and the Asian region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ubgroup'), and (3)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China and development-and-import schemes / ODA / resource diplomacy (the 'ODA Subgroup').

The two Research Groups and six Subgroups operate in a manner enabling cross-participation, with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workshops conducted on a routine basis, as well as field survey and research exchange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and the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Research seminars are held roughly twice a month at the ISS or on the Komaba Campus, and are generally open to the public. Further information on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seminars is posted regularly on our website: http://web.iss.u-tokyo.ac.jp/kyoten/index.html.

These research activities are supported by a secretariat, consisting of an Associate Professor stationed full-time in an administrative and research office in the ISS, as well as two Research Assistants responsible for the Hongo and Komaba area. In addition, a residential facility for field research in Beijing (and the rest of China) is provided by the ISS Beijing Research Base established in October 2007 withi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Research in the Base's first year of operation has already yielded two publications (both in Japanese): Miyajima Yoshiaki and Oizumi Keiichiro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tra-Reg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Analysis of the World Trade Atlas, 1996-2006, I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No. 1; and Tajima Toshio and Furuya Shinsuke, eds. (2008) Offshore Development, Staffing Service,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s Software Industry, I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No. 2.

The Base has also launched projects in the educational sphere. In the winter term of the 2007 academic year, a course o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was offered across all graduate schools under the Japan-Asian Studies Program of the Asian Studies Network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SNET). This course is being taught once again in the summer of 2008. In a similar vein, a half-year seminar on 'Revised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s set to be taught on the Komaba Campus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2008 winter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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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China ’s Aim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Tajima Toshio  

                             Tajima Toshio is a Professor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kyo

                                                         Hongo 7-3-1

                                      Bunkyo-ku, Tokyo 113-0033

In 2007 discussions were held on China ’s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and its advance towar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was established to conduct research o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China ’. In recent years, shortages of young laborers and wage increases in urban and coastal China have been remarkable. O ur research activitie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understanding the extent of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hina ’s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and determining how to frame them in terms of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is actually a surplus of middle-aged labor in China ’s rural regions. Looking at the demographic features, China’s labor force will enter a phase of definite growth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and the dominant debate is that this is the medium-term process leading up to the surpassing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t is commonly accepted that Japan surpassed its Lewis turning point around 1960, but the post-war Baby Boom Generation (1947 – 49) did not reach working age until 1963 and later, so the nation continued to enjoy demographic dividends even after the turning point. Rea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labor market probably began in the early 1970s in Japan . However, in light of the sea change in the Japanese society and economy from the mid-1950s to the early 1970s, it i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China , since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is in the midst of unprecedented social change.  

As a member of the same generation that experienced Japan during this era, I shall briefly recount the situation.  

Around the time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the rel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for labor grew tight. It was a seller’s market. The ratio of labor distribution ros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that relied on an abundant supply of low-cost labor faced revision. Short-term employment relations receded as laborers and unions continued to gain clout, and the spotlight fell on skills development via internal labor markets. Worker protection advanced, universal healthcare was implemented and a public pension system was launch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labor market, farmers began taking on second jobs as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ed and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was brought in line with these new policies. Higher education became common a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birthrates fell. A middle class was created, and consumer durables like appliances and automobiles came into widespread use. Social interest in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rose, and social restrictions on industrial activity grew tight. After weathering the Nixon Shocks in 1971 (i.e. the transition from managed to floating currency and the thaw in relations with China ) and the first Oil Shock in 1973, Japan ’s rapid economic growth came to an end.  

The 5-year project of the ISS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is an attempt to comparatively observ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China as it approache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light of Japan ’s experiences.  

In this article, I will discuss the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2007 academic year by the Economy Subgroup and the Rural Issues Subgroup.  

The Hu Jintao-Wen Jiabao regime came into being at the 1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Fall of 2002. It championed a ‘Care-for-the-People Policy’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offered solutions to the ‘three rural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This approach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 neoliberal trend toward deregulation, market economization and ownership reform, and it appears that China is aiming for social democratic or Keynesian policy management. But the predominant discipline in China today is importe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ith a trace of left-wing Marxist economics remaining.  

In light of this situation, we invited Prof. Sun Ge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to serve as an ISS Visiting Professor, and held a workshop on recent changes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thought. Discussions covered the affinity between neoclassical trends and nationalism as observed in both Japan and China . The voice of caution is strong regarding the resurgence of Big Government in the wake of China ’s traumatic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existence of any theoretical or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in this policy transition appears to be rather flimsy.  

Given the shift to closer, mutually complementary economic ti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 we conducted field surveys of cases in the software industry.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offshore software development due to the shortage of talent in Japan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staffing from overseas, we conducted interviews at over 100 software companies, human resources companies,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Dalian, Beijing, Xi-an, Chengdu, Wuhan, Shanghai, Shenyang and Suzhou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in China’s coastal regions and the potential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land. In the case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direct communication in Japanese with customers and clients, among systems engineers and programmers, is necessary for creating a borderless division of labor. The issues faced are slightly different in nature than those in manufacturing.  

So-called Bridge Systems Engineers (Bridge SEs) serve as liaisons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and encourage effective offshore software development. Fluent in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Bridge SEs comprise a class of experienced leaders and managers. Dalian , Beijing and Shanghai are rich in human resources and, for the time being, they will maintain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but skyrocketing wages and office building rents in these cities means there are also opportunities in the inland regions. This means that since there is already an oversupply of ordinary programm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regions will fight for veteran project managers, especially Bridge SEs fluent in foreign languages. The outcom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published in March 2008 in Tajima Toshio and Furuya Shinsuke, eds. (2008), Offshore Development, Staffing Service,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s Software Industry, I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No.2.  

In the Rural Issues Subgroup, the core mission is to observ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China as it approache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labor supply in light of the rural econom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Speaking of agriculture, the shortage of labor and rising wage standards in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has been caused by an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higher pric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is also thought to be the result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policies put into effect since the Hu Jintao-Wen Jiabao administration came to power. The Rural Issues Subgroup held a joint research seminar with the Trade Subgroup on the impact of the China-ASEAN FTA on farm product trade, and invited a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official to give a report. In March 2008, the Rural Issues Subgroup began fixed-point surveys in suburban and rural regions on the topic of employment composition of the rural workforce and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land use. However, since this coincided with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by minority ethnic groups in Lhasa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research initially scheduled for the mountain villages of Gansu Province had to be suspended. This was an unexpected incident, but it was yet another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China ’s serious ethnic and social issues—and the risks that come wit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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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的目标

                                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管理委员会

  2007年4月，作为东京大学与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类文化研究机构的共同研究项目，设立了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课题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稳定》。

    2002年秋天，胡锦涛政权产生。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入经济增长转折点的过渡时期。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快要结束，开始出现以城市为中心的年轻劳动力供给的短缺，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显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不可避免的课题。要实现社会稳定与资源的有效配置，就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等机制，健全与所有权、治理结构、环境保护等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强化法律约束，推进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而在中国经济的扩大给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中国自身也迫切需要在IMF及WTO等多国框架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地区间的框架下，调整对外经济关系乃至国内产业结构，进行法律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建设。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从1946年创立起，便将立足于社会科学的区域研究作为一个部分，从经济、法律及政治各个领域来对中国进行研究。东京大学1986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缔结了交流协议，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该协议的承办单位，与社科院所属一些研究机构进行了合作研究、交换学者、聘请客座教授等，取得了丰硕的交流成果，形成了多层次的研究网络。

    在此基础上设立的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作为为期5年的研究项目主要进行以下两方面的研究，希望不仅为东京大学，而且为日本乃至世界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做出贡献。

课题组1：“经济发展与制度和政策”

  主持人：田岛俊雄

    本课题组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调整、制度改革的课题及以加入WTO为契机的经济法律制度的重建，着重就中国经济及与制度、政策密切相关的各类问题：①宏观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改革、政府与企业的关系；②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环境法体系的完善与所有权、治理结构；③农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利用、村民自治；④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体系；⑤经济思想与历史、社会认识等；主要考虑中国经济及与制度、政策密切相关的各类问题，设置了3个分组：（1）经济分组（简称）：结构调整与经济政策；（2）法律分组：经济改革的深化与经济法律体系的重建；（3）农村分组：转折期的农业、农村问题，进行研究。

课题组2：“对外经济关系与产业结构”

主持人：丸川知雄

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源制约的显现，本课题以亚洲经济合作、产业结构调整为视角：①中国、亚洲的贸易结构与区域内贸易合作；②与投资、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密切相关的对外经贸关系；③产业集聚与亚洲的国际产业分工；④离岸开发与对中国服务外包的开展；⑤资源约束与开发进口、ODA、资源外交等，主要从中国产业发展与对外经贸关系考虑，设置了3个分组：（1）贸易分组：围绕中国在亚洲区域内贸易和区域外贸易的结构与东亚经济合作的可能性；（2）产业集聚分组：中国、亚洲的产业集聚；（3）ODA分组：中国的资源约束与开发进口、ODA、资源外交，进行研究。

2个课题组、6个分组采取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相联系的形式，来开展日常的研究活动、到中国等的调研、学术交流、成果的出版等。研讨会大多公开进行，在社研和驹场校区大致每月举行2次左右。有关研究活动和研讨会的介绍，参照社研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的网页（http://web.iss.u-tokyo.ac.jp/kyoten/index.html）。

   为上述研究活动顺利进行，在社研内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由助教兼任人类文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在办公室兼研究室常驻。此外，办公室及驹场校区各有1名研究助手（RA），为研究活动提供服务。此外，作为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于2007年10月在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立了常设研究基地

作为第一年度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系列报告2本，分别是：宫岛良明、大泉启一郎著（2008）《从World Trade Atlas 数据（1996-2006）分析中国崛起与东亚区域内贸易》（现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丛书第1期，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田岛俊雄、古谷真介编著（2008）《中国软件产业与离岸外包、人才派遣、职业教育》（现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丛书第2期，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8年3月）。

此外，作为与教学密切相关的工作，2007年下学期通过参与ASNET（东京大学 日本与亚洲相关教研网络）的全校共通研究生院课目〈日本亚洲学讲座〉，题目为“日中关系的面面观”。这个讲座将在2008年上学期继续举办。2008年下学期，驹场校区（综合文化研究科）还将以“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史” （Revised Chinese Modern History）为题，举行为期半年的专题系列讲座。

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的和谐社会

                   社研现代中国研究基地负责人  田岛俊雄

2007年4月，作为东大基地研究课题《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稳定》的最初的研究活动，

围绕“劳动力无限供给”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中国内外进行了讨论。近年来，中国城市和沿海地区出现了年轻劳动力不足和工资明显上升的现象，这从经济学的角度如何来理解，或者从长期经济发展的地位来看，可以说是当前中国重要的政策课题。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大量的以中老年为中心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另一方面，从人口构成来看，由于中国未来数年仍处在劳动力绝对增加阶段，现处在通过刘易斯拐点的中期阶段的议论占了支配地位。就日本的情况来看，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战后出生高峰时出生的 “团块世代”（1947-49年出生）到1963年以后成为劳动人口，通过刘易斯拐点后，日本进入享受“人口红利”阶段。日本地方劳动力市场在20 世纪70年代以后真正开始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否可以说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动之中吧。

笔者作为同时代人，试着简单回忆一下这个时期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刘易斯拐点前后劳动力需求上升，成为卖方市场。随着工资水平上升，企业向地方寻求廉价劳动力。劳动分配率上升，使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供给发展的产业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被迫进行调整。随着短期的雇佣关系减少，劳动者和工会的力量增强，使得通过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培养熟练工受到重视。此外，劳动者保护得到了发展，实现了国民健康保险，创立了公共年金制度。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兼业农户的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保护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普及，劳动参与率、出生率下降。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家电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逐渐普及。对公害、环境等社会问题的关心高涨，对产业活动的社会管制不断加强。之后，经过1971年两次尼克松冲击（日元由通货管制变为浮动汇率制、中美关系的改善），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结束了。

 为期5年的社研现代中国研究基地的项目，正是试图借鉴日本的经验，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观察，处在拐点的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变动。

以下，结合笔者所担当的经济研究会、农村研究会的研究活动，简单介绍一下2007年的研究状况和2008 年的研究计划。

2002年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胡锦涛、温家宝政权，所提出的亲民政策（Care-for-the-People Policy）、建设和谐社会（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以及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Chinese three-dimensional rural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等政策措施，与以往的放松管制、市场经济化和所有制改革等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的倾向有所不同，被认为实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左派，仅剩下很少的一部分人在研究，现在新古典派等引进的学问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根据上述情况，首先，考虑到近年中国经济及社会思想的变化，邀请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在外研究的客座教授的孙歌（Sun Ge）研究员开设了研究会。对中日两国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兼容性进行了讨论。大家的意见是要警惕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弊端——“大政府”的复活，认为政策转换的理论根据或者思想基础还很脆弱。

其次，基于日中经济关系的紧密化和相互补充的特性，以软件产业为案例进行了实地调查。具体来说，考察日本由于人才不足导致的软件外包开发或者接收海外派遣人才的必然性，对中国沿海地区为中心的软件产业的状况和内陆地区发展软件产业的可能性，以中国大连、北京、西安、成都、武汉、上海、沈阳、苏州等100家软件企业、人才介绍企业、职业教育机构为对象，进行了实地调研。就软件产业来看，可以以日语为媒介与客户、生产商及承担开发业务的工程师或者程序设计者进行直接沟通，形成跨国界的产业分工关系，而制造业的情况与此不同，存在一些困难。

要解决这些困难，顺利推进软件外包开发业务的发展，需要精通中日语言、业务，经验丰富的项目负责人，这些人被称为桥梁工程师（BSE）。目前，大连、北京和上海人才丰富，尚能够维持这种竞争优势，但是由于工资、写字楼的租金上涨很快，就给了内陆地区发展的机会。现在的情况是，一般的程序设计员各地都存在过剩的情况，熟练的项目经理、特别是精通外语的桥梁工程师各地争夺得都很厉害。但是由于社会保障和师徒教育的关系，高级技术者的移动应该说还存在很多制约。田岛俊雄、古谷真介编著的《中国软件产业与外包开发、人才派遣、职业教育》作为上述项目的研究成果于2008年3月发表在现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丛书、第2期）（Toshio Tajima and Shinsuke Furuya,eds. (2008),Offshore Development, Stffing Service,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s Software Industry, I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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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县域经济研讨会于2006年12月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新农村建设课题组研究人员，联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农业部等部委领导和专家，前往国家贫困县甘肃省永靖县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著名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水电站集中建于永靖县内。近年库区滑坡灾害频繁发生，村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课题组将就永靖县盐锅峡新农村建设、库区灾害治理和移民遗留问题作案例报告和深入讨论。

累退性农民和农村负担的问题：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田岛俊雄

　　感谢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这次参加研讨会的目的和一些背景。原来我在日本农业部工作，然后调到东京大学，所以我一直对农业农村问题感兴趣。此外也参加过江小涓等主持的中国产业组织研究国际项目，研究成果在中国出版。我本来想谈中国农业长期发展问题，但看来这个问题今天或者明天有农业专家来做报告，所以我稍微调整自己的报告内容。

　　刘家峡和盐锅峡都是离不开电力问题的地方，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与农电改革有关的累退性农村税费和农民负担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开始进行税费改革，最近又取消了农业税和农特税。但是，目前来看，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交通和电力方面的公共产品，我们经济学家叫做public goods，供给方面还存在不平衡、不均等现象。过去农业税的累退性比较明显，收入越低的地方负担越重。我们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累进性的，一般税率是10%，收入越高税率就越高，这样的税收是累进性的。累退性税收则是收入越低负担越重。90年代后，中国大力推行农电改革，但电费方面城乡不协调不平等的现象还没有改变。

　　为什么中国的城乡不实行统筹发展？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农村电力价格比城市贵？原因是什么？一般农村的电费比城市郊县农村电费更贵，原因是什么？去年中国调高了一般家庭的用电价格。北京原来是0.43元/度，现在0.46元/度左右，早上晚上和白天是不一样的。几个月前我在四川省剑阁县调查农电改革方面的问题，电价高的地方，农电电价0.8元/度，也有便宜的地方。本地没有自建水电站的农村电价就比较贵。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北京郊区早已变成了直供地区，京津塘电网直接对北京郊县供电。虽然北京郊县的用电量不大，对北京郊县直供电的送配电成本较大，但郊县和市内连为一体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一般来说，京津塘电网这样的国家电网将电售给县供电公司，县供电公司加上变配电费等卖给农网。天津的部分郊县农村电价比北京郊县贵，比天津市内贵。日本和台湾城乡统筹，只有一个电价，大范围内只实行一个电价，各地电价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美国有农电，美国和中国有农电，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日本和台湾没有农电。

　　日本和台湾电力工业中有发电、输配电一条龙服务的区域性垄断企业。比如说台湾，只有台湾电力公司一家，发电、输配电、变电全都是一家公司，一条龙服务体系。大家都知道，台湾光复后日资企业由资源委员会接管，建立了台湾电力公司。中国大陆也接管了不少电力企业，解放后开始实行国家垄断。日本目前有9大发输配电一条龙垄断公司。我住在东京，包括东京在内差不多3000万人口的关东地区，由东京电力公司一家来垄断。9家区域性垄断企业差不多都有这样大的覆盖面积。

　　日本9家电力公司除冲绳电力公司以外都是民营企业。发电、送电、输配电各环节都由这些企业各自垄断。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角度看，电力工业是规模经济明显的区域性垄断产业，政府承认自然垄断的同时要求企业控制电价，提供公共服务，消除缺电户和缺电村，实现城乡统筹，统一电价。经济学叫做universal service，即普遍性服务，到处都实行同一价格，没有差别。

　　中国电力工业产业组织，我刚才提到，台湾光复初期的资源委员会和中国大陆国家电力部门都实行垄断，一条龙经营。50年代没有成熟的电网，没有形成跨地区电网。60年代以后世界冷战时期中国大力提倡地方五小工业、农业四化，各地自力更生建设小水电，地方和集体办电。80年代继续提倡电力分级管理和发展农村小水电等。到目前为止乡村还有属于集体财产的小水电和集体经济性质的电工，有直供县、趸售县，水电县等区别。水电生产和供给的地方受枯水和洪水季节的影响，电力供给不安定，不得不依靠国家电网来趸售。

　　80年代国家改革开发之后，提倡集资办电，多种电价，多价上网。在这种情况下，发电环节形成了产业组织多样化，很多企业进入电力领域投资。到了90年代末，电力供需情况有所好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始农电改革，想两改一同价，但是现在还没有统一起来。　　2002年出台了电力改革五号文件，要求全国形成五大发电企业。北京地区大唐电力公司比较强。除了部分水电厂、抽水蓄能电厂-白天放水晚上扬水到水库来调整电力消费高峰和低谷的差距-以外，主要发电厂都将电力卖给五大发电企业。原来的电网公司目前只有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家。目前，除发电环节和基层配电环节外的电力经营实行国家垄断。　　总的来说，中国一直积极开展区域性电网建设，也一直提倡地方基层自力更生发展电力。目前，中国电力工业产业组织还保持着这样的框架。现在农村电网或者农电占电力消费的比重到底占多少呢？根据南方电网的统计数据，直供或趸售给农电的比重相当大，大概占2/3。可以说，除了一部分城市居民以外，绝大部分居民不得不靠农村电网的高价电。

　　中国的产业组织比较分散。美国也一样。原因就是大国模式，送配电距离越长成本越贵。农村人口分散，输配电的成本比较大，所以对国家电网来说，成本贵的地方不愿意送配电是有道理的，计划经济阶段也好、市场经济阶段也好，国电系统都采取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系下资金不够了，有限的资金投入在投资效果好的地方，对投资效果不好的农村就不想投资了。除此之外，国家指令性计划用电有可能比其他用电更便宜，尤其是电力消耗大的国有企业，如化工、钢铁等企业的电价一般都比较便宜，农业用电也很便宜。国家对部分用户的用电采取低价供电方式，部分用户的电价可能过于便宜。目前日本居民生活用电的电价差不多等于中国人民币1.5元左右，贵了三四倍。虽然日本电力生产的基础建设费用和人工费用等比中国贵，但日本电力生产的主要成本是燃料费，中国使用的煤炭，日本使用的石油和核电，都是国际价，我估计成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计划经济短缺经济时期，经常发生停电或者拉闸限电。地方基层怎么办呢？有对策，自己办电。结果就形成了不合理的电力产业组织。日本和台湾在大范围内只有一家电力企业。中国除了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以外，还有很多地方供电企业。

　　提出几点思考。近十多年来，中国电力市场的波动比较大。在我来看，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蛛网效应式市场波动。农产品价格波动比较大，电力供需关系波动也比较大，这是典型的蛛网效应，就是说市场失败。目前到底怎么办？2003年、2004年、2005年发生出现了严重的季节性缺电、停电，引发了各地对发电部门的大量投资。今年电力供给情况开始好转，明年以后可能会发生电力过剩问题。我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推行农电改革，实现城乡统筹的产业政策。　　国家负担还是比较大，如今天上午所讨论的那样，虽然中央财政收入最近几年比较丰厚，但是承担不了各地农村那么多的支出需求。到底怎么办？我个人认为要同时考虑支持和帮助山区半山区农民农村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的问题。要考虑利弊的问题，考虑双方的问题。

　　我的报告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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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发展之问题评析

主讲人：陈淳文

评议人：张曙光、牛仲君、萧延中、郭燕、田岛俊雄、盛洪

张曙光：这次天则研究所第324次双周论坛，我们有幸请到台湾大学陈淳文教授做讲，题目是台湾民主发展之问题评析。现在为了罢免陈水扁，岛内又是学生静坐，又是议员动议，看起来乱糟糟的。其实，我觉得这正反应了台湾已经完成了政治去魅化。而我们大陆却还在造神，大陆的政治要褪去神秘和光环还有很长路要走。今天我们请到了岛内的陈淳文教授，他同时也曾在欧洲学习。其实欧洲和美国还是有些观念不太一样的。就社会理论来说，欧美完全两个范式。我觉得了解这些对观察台湾问题是有帮助的，先有请陈教授。

陈淳文：很荣幸有机会到这个有名的学术研究机构来做讲演。由于是刚好人在北京过来的，准备的时间不是很长，资料也不是很齐全，所以做的报告有疏漏之处还望谅解。虽然有一个 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我可能讲不了这么久，一般在台湾，如果你的发言超过一小时，下面的听众就会蠢蠢欲动了。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在座各位，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交流，补充我的不足。

正式开始前，先要说明几个情况。我个人的学习背景主要是法学方面的训练。我在欧陆主要是学习公法，所以就一般美式的政治学和抽象的理论建构部分是比较欠缺的。我们法学是偏重应用的技术性的学科，所以待会儿讲的东西也许没有丰富的理论建构，这是可能会称为我的报告的局限。另外在我的讨论中，可能会把经济和社会的面象暂时搁置不论。这里是研究经济的权威机构，我不敢班门弄斧，讲到社会也是很复杂的层面。所以尽管经济、社会都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发展有相关联系，但我今天不会太多涉及。最后是关于这个题目。当时订得比较匆忙，所以不是很好。台湾民主问题的评析有点太大了，我只能就这个提出一些心得浅见。还有，我会把重心放在2000年以来，政党轮替以后，台湾政治的发展。

民主的定义是比较多的，讨论也有很多可能性。我要讲的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的民主政体,关于它是怎么运作的以及今天面临着什么问题。在大陆的这两个礼拜，我有较多时间守在电视机前，看媒体的相关报道。我发现媒体的一致评价是，台湾真是乱得一塌糊涂！今天我就从这个出发，谈谈台湾到底是怎么乱的，未来有没有指望。因此我今天的发言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认为的乱的主要原因。第二部分，针对这些原因，我展望未来，提出了回应。这就是我今天大概会讲的内容。

首先是透析混乱。台湾为什么会乱？我提出几个个人的浅见。

第一个原因是统治者去魅化。传统专制的权威是主要是建立在对统治者的神圣想象之上，或者是统治者的道德威信之上。 这是从传统专制社会遗留下来的，从东方的真命天子、内圣外王到西方的君权神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传统。当统治权威不是来自人民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通常具有神圣特质的依附。神圣本身是和民主相违背的，因为民主不能接受某个超凡入胜的人在上面领导指挥大家。但是一个统治者如果丧失了神圣的权威，他的统治地位就会因此动摇，社会混乱也可能因此产生。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尝试除去统治者神圣的道德的形象。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孙中山被称为国父，后来的领导蒋中正也被塑造成民族领袖。一直到了蒋经国总统时代，统治者才开始地走向平民。然后是李登辉时代，陈水扁时代，这一路下来统治者在慢慢除去其神圣的性格。最早的孙中山先生在大家心中是圣人的形象。他大公无私，甚至把总统位子让给的袁世凯。尽管后来历史学家分析，他是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没有足够实权才放弃总统位子的。 但不管怎样，大家都觉得他是圣人。所以孙中山、蒋中正都可以算是圣人。民主化以后，就渐渐变为能人。比如蒋经国，他能力好、勤政爱民，是能人的象征。李登辉也是有博士学位的，据说是读了百科全书的。在大家心中也是能人。从圣人、能人下降到了凡人。陈水扁就是凡人的象征。他只有大学学历，在第一次大选中的得票率只有39％，其他竞争者也觉得不一定会输给他。所以，好像统治者已经下降为凡人。就学术文章方面他好像不怎么样，就得票率上他好像也不怎么样，所以大家好像也不再觉得统治者是高高在上了。然后到了2006年，我给它下的注脚是，统治者从凡人降到了下人。为什么是下人？因为一般人甚至会觉得，总统怎么会搞出这样的事情，我当总统应该不会搞出这样的事情，他都不如我……从以前统治者是崇高的到现在被认为卑贱的人都可以是统治者，这是除魅化的过程。这个除魅化的过程是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没有一致性的权威在掌控大局，各个角落都在松动、抗辩、抵制。所以表面呈现的是社会混乱，没有权威，没有人说了算，统治者受到挑战这样的情形。

第二个我讲的是不断遭到凌迟的宪法尊严。在西方民主法制发展的历程里，宪法作为一个最高的规范，决定了国家权力的分配以及国家机器运作的模式。对宪法的尊重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中华民国宪法从1946年开始制定的时候就是一个难产。诸位应该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政协十二条的共同原则，作为制宪的基础。很不幸，后来中国共产党不愿意维持政协十二原则的基础，撕裂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国民党就单独进行制宪。中华民国宪法在1946制定的时候，已经缺乏了当时重大的反对党和掌控当时中国很大区域的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一开始就有残缺。宪法开始生效的时候即1947年，在中国北方，国共两党已经打成一团了。宪法公布半年就因为内战没有办法运作，当时国民大会就制定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把甫才实行的宪法予以冻结。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是沿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的中华民国政府，用的是违章建筑即临时条款统治台湾的。宪法摆在那里，却是被冻结的。当时的反对学者认为我们的宪法不被尊重，我们的社会不是法制社会。宪法的权威受到违章建筑的损害的事情持续了很久。一直到解严以后，我们宣布中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概是1980年代。之后，理论上宪法应该重回生机。但是，就在海峡两岸开始除去敌对状态，岛内掀起新一轮的民主改革的时候，当时的总统李登辉发动了一连串的修宪行为，在他任职的12年内修改了6次宪法，平均2年一次。本来开始要正式施行的宪法又因为一再的修宪而权威受损。宪法的动荡不利于其成为社会要遵守的规范。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修宪是怎么伤害宪法的。大概在1994、1995年的时候，台湾开始了第一届省长的选举，参选人是宋楚瑜先生。当时民进党的口号是“这是400年来第一次台湾省长选举”。宋楚瑜先生当选以后，4年任期过去不到2年，修宪就废黜了省长选举。宪法的动荡使宪法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400年来第一个省长的选举也成了400年来最后一个省长的选举。这是不能够想象的事情，这是不理性的行为。这不理性背后有另外的理性，比如他在安排进一步总统直选的道路，我们就不深入讨论。宪法的动荡对宪法的尊严是极大的挑战。我们看到媒体吵成一团，还有政相互利用，他们在争论到底我们要内阁制总统制还是法国的半首长制。这么的吵成一团，宪法规定些什么都不清楚，其实是宪法的权威不被尊重的结果。在西方，宪法通常是制约权力的途径，但是在台湾，宪法却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这是造成我们现在看起来混乱的局面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要讲的是司法不够强韧。从西方的标准，司法稳定是使得社会稳定、政治冲突和平解决的重要机制。其实就中华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来讲，我们的司法在制度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独立程度。所谓制度上已经达到一定的独立程度，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在审判部门，法官的甄选是公开竞争，没有党派因素单凭考试成绩来决定的，进去的渠道是公平公开公正的。在法官的就业和执行业务上面，我们宪法以及法律的确也保障了法官的独立，在实质上也有独立的运作结果。在薪资上，法官的级别也比一般公务员高很多。一个台湾普通大学生在社会上工作的薪资大概是25，000新台币。如果大学毕业考上司法官，读完了去工作，薪资可能是70，000。这种比其他职业高很多的薪资达到了像新加坡、清朝末年那样的养廉的效果。所以法官在薪资上、身份上、制度上的独立配备都是存在的。如果这些客观条件都达到了，剩下的就是每个从业法官个人的良心问题。这涉及到你从事这个行业的职业伦理问题。如果你有比较强的良心、比较好的伦理，你在发挥独立的作用时就会表现比较好；反之，则会比较差。不排除会有法官为了个人前途的考量，比如希望变成大法官，而讨好政治人物。但是这种情况在减少。我可以很肯定地对大家说，目前政党实力干涉个案的情形是很少见的。从李登辉担任总统中期，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在审判上表现不尽如人意，可能还有教育的问题。当老师的怎样教好学生，怎样让学生有很好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律师、医生的伦理都是一样的。医生毕业以后为了赚大钱就没了良心，不再以济世救人为本务。这种资本主义化、道德退位的情形是有的。事实上，在法官的部分，台湾的司法在制度上已经做到比较独立了，只是韧性不是很强。如果把司法放大一点看，把包括有关刑事、犯罪、侦察、检察、调查系统都放进来时，受到的批判就比较大了。检调系统主要隶属于行政部门的，比如检察官。台湾的检察官是由行政院下面的法务部掌控。这个部分其实不算是台湾的特色，欧洲大陆法系的国家，检察官普遍和行政权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检察官和行政权有一定的联系，行使着对于犯罪的侦察和起诉的职能。这在相关弊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检察官在面对的是总统夫人的时候说查不到证据不予起诉，就会有很多人说司法不公正不独立。这时的司法是从广义角度说的，加上了减掉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因为它从事的是有司法性质的工作。这个部分看起来有不稳定的情形。检察官和法官是一起考进去的，也是一起受训的。只是由于受训结束后由于成绩的差别，分发会有不同，成绩差的可能会去当检察官。为什么？这个可能是有点问题，因为检察官比较辛苦。一般女孩子，也就是成绩好的，不太原意去当检察官，因为检察官比较辛苦。于是成绩比较不好的就去做检察官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法官养成的背景，或者法官的伦理道德。只是说，虽然制度上有些问题，但是检察官绝大多数和法官的素质是不相高下的，而且他们之间的流动是有可能的。对于检察官，我们要求其完全独立于行政权之外，不是大陆法系的传统。对于目前的弊案，比如对于总统夫人涉及太平洋百货的案子的检察官，他的起诉侦查行为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大家认为他偏袒了行政部门。可是，对于总统机要费的案子，人们又觉得其中的检察官很有正义感，体现了司法的独立。 下一个应该是侯宽仁检察官处理的马英九特支费的案子，目前还没有结果。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到，有的是支持行政权的，有的是不畏行政权的，所以说还不是很稳定。整体描述，台湾司法和西方标准的司法独立还有一定距离，但并不会差得太远，当然还是有提升的空间。台湾的司法目前在人民的心中还是没有很强的公正独立的形象，我们的社会还是很纷乱的情形。但是和以前相比，还是有进步的。在我小时候，台湾已经开始选举了。每当选举起争执的时候，人们就会抓了一只鸡，到妈祖庙、关帝庙前面斩鸡头。他们就是发誓，如果做了坏事就如鸡头一样。有神灵为鉴，皇天在上，厚土在下，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现在我们选举起争执的时候，就会去法院进行爱民申告。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从庙前的斩鸡头到法院的爱民申告，我们不再用抽象的神灵，而是用司法来解决政治冲突、社会冲突。尽管大家对它还不是十分满意，但已经是一个进步。总结来说，我们司法还不是很强韧，大家都去法院爱民申告，看起来还是很乱。但是已经进步很多了。

我讲的第四点是被收编的中道的力量。在民主架构下的政治斗争或者非民主体制的政治斗争都是难免的事情。社会怎么避免权力斗争产生纷乱，我认为应该有一些中道力量。这股力量是不介入政治竞夺和权力斗争的，它至少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知识分子、学术界。我们的职务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我们不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群。或者知识分子除了学术研究外，还有自己的企业，但是他在谋生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应有的价值伦理。第二个是公务员体系。这里应该讲的是广义的公务员体系，包括传统的文官还有武官。欧陆形的永业文官也就是常任文官制是希望这群公务员是不介入政治斗争的。不管政治怎么乱，他们都不介入政治斗争。举法国的例子。它的第三、第四共和从187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内阁倒来倒去，看起来是很乱。可是法国为什么到今天还是在国际上算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当然不是超强，但也算是比较小的强权，国家还是在发展。学者们研究发现，法国在内阁动荡的时候，文官体系还是非常稳定的。部长三天两头换没有关系，内政的常务次长才是真正的负责这个部的政策执行的人。所以国家政治斗争的纷乱并不必然会妨碍国家的进步。如果政治纷乱妨碍了国家建设的发展，那是因为应该保持中立的这一块力量丧失掉了。除了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公务员体系外，第三个中道力量是媒体。媒体其实类似监督权力的部门，在西方社会它扮演中间力量，告诉大家谁对谁错，哪些应该是基本价值等等。台湾社会的这些中道力量却在近些年被不幸收编了。先说媒体一直是被收编的。在国民党时期，媒体是被国民党掌控的。到了解严以后，媒体是百家齐鸣了，但是又纷纷各自向不同政党靠拢。所以有统派的媒体，有独派的媒体，有蓝色的媒体，有绿色的媒体。由于媒体被收编以后不能发挥其中道力量，大家就人言人殊。第二讲一下公务员。在国民党时代，因为政权的轮替没有预见，所以公务员虽然都是国民党但并不必然被国民党收编。等到2000年民进党执政政党轮替以后，常任文官的上层开始被政治人物调动，亲己立场的人被拉到更高的位置。民进党里常常有破格升迁，这样就可以收编这个部门。一个一个部门地，都透过人事操作破坏了公务员独立的架构。不能说公务员体系已经完全被收编，但是这个本来的中道力量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最后说知识分子、学术界的问题。因为自己也在学术界中，所以这么讲谁被收编影响会很大。但是台湾确实有蓝色的学者、绿色的学者，这已经很明显。为什么学者会靠编？这可能和政治权力掌握国家资源的分配有关，如果靠编就能得到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我们传统儒家思想也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学问做得好，可能家人不觉得有什么。他们更希望你能去做部长什么的大官来光耀门楣。在这样的想法下，学者靠编就是难免的情形。政党轮替以后，学者被收编的情况更加明显了。本来是蓝的，抱着悲愤的心情更加坚定地蓝。本来是中间的，一看有利可图就往编靠去。本来是绿的，就从此飞黄腾达，继续收编年青的变成集团。所以这几年在台湾，凡是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比如选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群蓝的学者在报纸上联诉支持什么，一群绿的学者也在报纸上联诉支持什么。开计程车的师傅看到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到底谁对呢？没有答案。因为中道力量消散了，所以社会变得混乱。台湾有这么一句话：不问是非，只有立场。也就是只有颜色，没有道德。

我认为纷乱的第五个因素是不断萎缩的国家。随着国家财力和能力的衰退，国家不断地在公共领域里面退缩。国家的角色和任务的萎缩和1980年代西方新一波的自由主义浪潮有关。他们提倡要从大有为的政府变成小而美的政府。小儿美的政府其实是因为国家实在没有能力担负这么多责任，所以就从一些角色中退缩出来。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架构理解，在公共领域里国家和社会二元对立，当国家不断萎缩的时候，社会的这块公共空间领域就扩大了。可是我们社会的自治能力却没有随着国家的退缩而发展起来，所以社会就出于混乱的情形。社会自治能力就是西方的公民德性、公共利益的考量，是比较难养成的。中华地区，比如台湾、大陆，都可以看到黑心食品。原因之一当然是国家监控不力。但是国家监控不力的时候，怎么使这些东西不流斥于社会之上，就要靠社会自治的能力。比如我是卖馒头的，但我的到底是手工馒头还是机器馒头。大陆我不敢讲，在台湾，标榜是手工馒头的其实都是机器馒头。在西方社会还有日本，如果你的手工馒头是假的，你就无法加入手工馒头行业工会。你可能会受到制裁或围剿。所以日本还有西方国家的产业自治能力是很强的。政府不用处处去管，到底是真是假有自然的力量在控制。可是在台湾在大陆，这种自治力量还没有建立。公民的自律意识还有待增强。国家不断退让，没有人管，这就导致了混乱。

最后要特别讲到的是选举制度，以及随之产生的国家认同危机和族群对立的问题。台湾所采取的民意代表的选举，在西方社会里算是一个特例。它受到了日本殖民时代残留的影响，设计的是复数选区的制度，就是一个选区可以选出好几个人。如果我要选出海淀区的民意代表，可能就能选出5名。在西方通常是单一选区的制度，整个海淀区只选出一名。如果说海淀区太大了，就把选区划小一点，海淀北区选一名。复数选区制度在日本已经不用了，但是台湾还在延续，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效应。第一是政党根本掌控不了其候选人。因为候选人不需要完全靠政党就可以当选。政党不能掌控其候选人，使得我们很容易看到议会的乱象。政党说这个议案要投赞成或者否决，但是却却不一定能实现，因为其命令别人不一定听。第二个是容易产生地方派系。一个地方的某个家族或组织的势力不断依附强化，形成控制地方的力量。地方派系在选举的时候就会斗争，或者谈判妥协。第三就是贿选。台湾的贿选主要发生在民意代表的选举中。我们刚讲的海淀北区如果要选出5名，一个人可能只要有50，000票就可以当选。那么他以1票2，000块花10，000，000万就有当选的机会。贿选的产生和复数选区有很大的相关，使选举出现黑函等混乱的斗争情况。最后一个效应就是，复数选区能允许极端言论的产生。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名额，你就不能走得太极端。但是一个选区可以出5名，那有人扮演正襟危坐的中道角色，就会有人扮演不三不四的角色。要独立的、要统一的，这些两极的角色都会有候选人产生并有当选的机会。由于这样的选举架构，这些人当选了就特别容易操控族群，统独或者相关政治斗争的异己都容易产生和激化。尽管国家认同还有族群问题，固然有原生性的还是尔后建构产生的问题。但整体来看，复数选区制度确实深化了族群的冲突和国家认同的矛盾。

以上就是我对台湾为什么看起来乱，乱在哪里，提出的浅见。下面我就要谈一下，这样的乱还有没有展望。我不是说要替台湾讲话，只是个人分析台湾的未来。

首先是有关统治者的问题。我认为，台湾统治者的新形象正在建立之中。从圣人降为能人，再降为凡人，最后变成下人，现在将会变成什么？在各种弊案、司法争端之下，我觉得现在发展方向是台湾的新一代领导人必然会是守法的凡人。这是很好的发展，民主政治要的就是凡人，台湾未来统治者必须要严格地守法。要当统治者，就要比别人更守法。今天马英九先生要和人家比的就是，我每一张发票都可以有，我细节到一毛钱都有发票。一般的凡人会觉得，我就没有这些发票。所以我认为守法的凡人会变成台湾未来统治者的新形象，这是民主发展的理想改进。

台湾可怜的宪法，经过了台湾动员戡乱时期的冻结，以及解严后的不断修宪，终于在现在走到了终点。我们2005年有一次修宪，把国民大会消灭了，意味着未来中华民国的修宪不再是由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操纵。未来修宪要由国会1/4提议，3/4通过，通过以后的修宪案还要送交公民复决。这需要所有公民一半以上去投票，投票过半才能通过。一般的学者分析，修宪有这么高的门槛，想要成功是很难的。修宪要成功那肯定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大家都同意的事情就不太可能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未来修宪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已经不太可能了。宪法不能修改了，就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我们遵守它，一条是我们制宪，把旧的宪法废弃掉，因为它是死路一条了。以目前的发展，特别是美国老大哥的威力影响下，即使陈水扁一再抛出希望，要走制宪一途也是不太可能的。既然如此，守宪行宪可能是台湾未来的必然之路。如果是这样，宪法的尊严是会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过去几十年的重大的宪法争议之中，我们司法院的大法官一直在扮演司法解决政治冲突的角色。尽管他每次一出来说话，骂的还是有，可是大家好像都开始遵守游戏规则了。所以再重大的政治冲突，像过去的核能第四发电厂的停电案，以及三一九枪击案，大法官做出了解释后，大家不满意骂一骂就算了。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基础，大法官在掌控宪法的运作。未来只要不再修宪，宪法稳定以后，尊严就会慢慢建立起来。宪法不能再被修改，使得宪法的尊严有喘息和发展的空间。

第三个是有关司法权的部分。台湾的司法权基本上不是制度上的问题，现在剩下的是每个职业法官本身的良心的建构的问题。在最近的这么激烈的政治冲突斗争之中，司法官特别是检察官部门，一直面临严峻的挑战。现在台湾的压力就集中在一个检察官身上，像侯宽仁、陈瑞仁，所有的媒体都盯着你，司法官也感受到了社会道德责任问题。我认为，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一个新的更强韧的司法独立是可能发展起来的。当然，我认为一些重大的弊案由个别检察官涉及，这在制度上还有发展的空间。可是在司法发展的未来方向上，特别是透过在最近这么强烈的斗争压制下司法权的反应，我认为将来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第四个是有关所依赖的中道力量的部分。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里面，需要有几股重要的中道力量是不受影响的。这些被转编的中道力量，有没有可能回复它中道的身份。第一个是公务员部分。只要正常的政党轮替在进行，公务员靠编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正常的政党轮替，每个人以前靠绿，现在靠蓝，像蝙蝠摇摆不定是很辛苦的。只要政党轮替正常持续下去，公务员就会慢慢习惯面对不同的政党的领导，他的中道也就会慢慢形塑出来。有关学界的部分，我觉得很难讲。媒体的部分是台湾最需要努力的方向。媒体怎样形塑自己的伦理，摆脱政党的纠缠，走向相对中立的态势，这部分要努力的空间还非常大。

再来谈到第五点就是公民社会的部分。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模型之下，社会自治还有待发展。在东方以及中华文化下面，社会自治非常少。因为我们都是以“家”这个范畴为中心来发展的互助体系，我们不太能脱离“家”的体系发展互助。台湾过去公民社会逐渐发展自治,除了目前在西方所推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种学术的宣扬和具体的建构在台湾也产生影响之外。我们的社会是正在逐渐强化它的自治力量。至少我们有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一个是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的情形。灾害发生后，政府还来不及反应，社会团体自治力量特别是宗教团体就已经到位了，开始进行就难。台大医院不需政府的指令，自己组了医疗团队立即赶赴现场救灾。这是很强的社会自治的展现。根本没有政府，它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开始救灾、重建。人民自发捐款，数目相当庞大，这些已经不需要政府指挥、协调。另一个经典案例是2006年反贪腐的红衫军的运动。我个人也去了现场观察，我不那讲是去参与了，因为那样就有立场了。各个民层、各个省籍的人抱持着要追求正义公平中道利益廉耻道德的态度。这么大的动员，不是靠政党的力量。他不是政党透过国家机器去发动的，也不受政府的指挥。那么多的人集结以后绕街而行，没有烧一部车，没有打破一块玻璃，没有流一滴血，这是公民意识的完美的展现。我也看过巴黎穷人进行抗议示威的活动。车子烧了，玻璃打了，店就砸了，警察也出动了。更不用说德国人、英国人没什么有意义的目的，看完足球赛出来就相互厮杀。我们这么几十万人出来却是那样的。所以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台湾不仅不是亦步亦趋，而且是跳出了他们的想象。我认为我们民主发展已经和西方略有不同，我们的公民展现出来的水平也有其盎然的一面。从这两个案例，我看到我们公民社会虽尚待建立，但是有建立的基础。

最后谈到选举以及选举操控的部分。作为2005年的一个修宪结果，未来中央级的选举已经改成单一选区制。也就是说，未来对中华民国真正有影响力的人，不是台北市议会议员，是台北市长、立法委员或者总统都是单一选区制。这种单一选区制，特别是立法委员的选举，使得政党的掌控能力变得很强。在进行新的选举也就是2007年之后，台湾国会的乱像可能就看不到了。台湾的选举经过这样的改革，贿选、激烈的人物、极端的言论等这些在未来可能慢慢消失。我们不排除将来会把地方级的民意代表也改成单一选区制。这个修改不需要动用修宪解决，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在选举操控的部分，民间也可以看到经典的例子。族群操控的能力在台北几乎是不可能使用。在南部，虽然有讲要维护本土政权、要爱台湾就要选某一个政党。我们可以看看它的效用怎么样，判断指标就是它当选与否，或者更精确的就是看它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得票率。就民主选举来讲，台湾还有几个发展上需要突破的地方。第一个是选举制度的全面的改革。地方级的议会应该改采单一选区，使得政党能够发挥掌控的力量。个人在选区里靠人际关系贿选当选的可能要消除。第二个在政治现金的部分，台湾在说法方面还是落后。怎么避免官商勾结，怎么避免议员被绑？法律上的规范表面上看不是很落后，我作为一个修法的主导人，认为它还是很落后，还有很大的修改空间。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党和政治人物，为国家发展而共同协商解决问题，使我们的选举净化。再有就是政党财产的问题。在台湾目前在争论的是政党到底能不能经营企业，其财产应该怎么掌控。对于政党法、政治现金法、选举罢免法，这三个有关选举和民主运作的部分，我们还需要努力。这其中障碍将会很多，涉及到政党的利益，需要政治人物的远见。

我的演讲结语主要有三点。整体评价，台湾的民主发展是在正面的道路上面。第二，对于它的未来，我保持乐观。严重一点讲，是审慎乐观。第三，需要改善的地方有很多。改善能否成功，我们的民主能否更进一步，这需要政治家而不是政客，抛弃一党一私利益的考量和人民共同努力。当然，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中华民国，我希望它能够在华人社会里扮演民主的急先锋以及成功的民主的角色。

以上是我的一些个人浅见，现在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张曙光：刚才陈教授的讲演给我们介绍了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的状况。通过对一些混乱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说明了台湾民主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民主发展的进程来看，台湾在华人社会里确实是走在前边的，至少大陆和它的差距还相当大。所以台湾的民主实践对大陆的借鉴意义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论题还是很有价值的。下面我们请评议人来谈谈自己的观点。

牛仲君：我主要是研究国际政治的，今天听了陈教授的演讲受益匪浅。但是听了以后，我还是有一些困惑。陈教授讲了混乱有这么多的原因，我想问问陈教授认为其中你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要改变这些混乱，最先要改变的是什么。陈教授一共提出了六个方面，我觉得要同时改变这六个方面是比较困难的。

还有问题，我听了陈教授的精彩演讲以后，认为台湾目前不稳定的现象可能是由于某种权威的缺失。或者说缺少一个政治核心，缺少支持它稳定的权威。陈教授认为支持台湾稳定的权威在什么地方？是法制、中立的公务员系统、监督体系或者更加中立的选举制度。当缺少政治核心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观点和立场的分散。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一定的混乱。东亚有很多威权统治的国家，其稳定的核心是在于公务员体系。而西方则更注重分权制度的建立。陈教授认为台湾保证政治稳定的权威核心主要来自什么？

另外陈教授讲了台湾选举的情况，我觉得台湾的政党和人民的联系过于紧密。政党对人民的掌控是非常紧密的，这就存在每个人要有一个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个人觉得美国或者其它西方国家的选举，特点是政党是高高在上的，老百姓对政党的理解，更多的是对政党政策本身的理解，而不是对政党所表现出的色彩的理解。

萧延中：陈教授精彩的讲演给我很多启发。我曾去了台湾两个月，亲身看到了台湾的选举。看到台湾正在走向宪政民主的过程中，我个人是很受鼓舞的。我建议陈教授不要用混乱。有序是什么？如果说执政党说这杯无色的水是黑的，大家都跟着附和是黑的，这是有序的话，那我觉得还不如混乱。用混乱带有贬义，不如叫乱象。在这个乱象的形式的背后，我觉得追求的是公正。其实你的演讲也不是说那是一种真的乱，在乱象背后有秩序。这种现象体现了大家不同于过去的追求。

我在台湾的时候去太大听了施明德的讲座，马英九、陈水扁、王金平那几个政治大腕都来了。后来又和老百姓接触了许多。我觉得台湾的秩序政体来说，还是受日本50年的统治的影响，老百姓本身有秩序感。我们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前本来也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把秩序感彻底丢了，现在往回找很难。比如就在电梯上，大家右边站着，左边空道让出来。没有人搂着老公把道全占着的，大家都习惯了。像我们，在黄庄路口，还有人拿着旗子喊着停停，可就是没人停。没有秩序感，这是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使得民主运作的成本大大增加。所以我觉得台湾实际不乱。在日常生活中有这么一个误解，认为宪法是最高的法，婚姻法、产权法都是日常的。没有那么一种日常的民法体系，从何谈宪法。宪法要生硬地建构上去，就像给人的躯体换一个脑袋，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西方社会，最开始是有一种民间的契约社会形成一种风尚一套民法以后，到了共同体这一层才产生了宪法。那个宪法才会有效力。原来我们持一种观点，觉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支持西方民主。因为它是一种皇权的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不可能嫁接在民主宪政的大树上。但是台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并不比大陆少，它的民主化过程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经验。

你说的司法独立，我直觉台湾不是宪法问题，宪法架构已经搭起来了，逐渐地会受到各界的尊重。但是重要是司法独立的技术性，以及人格因素对司法的介入。作为法官，代表的是公权力，但他又毕竟是人。制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健全程度才能使人的恶一面得到遏制。我觉得在司法独立，特别是技术操作这一块，台湾还有很多路要走。我在那边的时候，和教授们也谈总统制和内阁制两种政治制度的引进。我也没做深入的研究。其实像台湾这样的共同体，它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它采用的制度却有美国和日本的两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政治中间的某种合理因素，如何能够融进来，形成带有东方人文特色的新制度。大可不必说西方制度就没有优秀的地方。比如美国走了200多年，人家有基督教、新教做支撑，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所以我们如何把高级法背后的一套东西建立稳定。

最后我还有提到的，在你的讲演中有一个例子，1999年9月21号大地震。我在台湾和教会的人也做了一些接触。在台大总校区有个基督教的书店，我在那里买了好多书。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基础是什么？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是靠个人的良知建立起来的，还是有一套政体的价值体系做支撑。美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新教立国的国家。日本共同体背后是大和民族的民族魂，它到底是什么？佛教在台湾很盛，特别是南边。基督教也还行，还有其它的教等等。这些东西才是民主宪政重要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公益心，没有这样的准则是不行的。这里的准则不是个人根据各自利益说这是自己的准则。你有你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我们不要互相伤害，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结合点。这是社会契约论的基本观点。但是卢梭也提到了国民宗教。，实际上背后的利益之争是对人性的穿透和考察。所以我觉得台湾最后的发展，最后民主社会的稳定，可能和建立一个大家有基本共识的价值体系。我也在台湾看到很多人穿着各式漂亮的服装、抹着脸蛋就上街了。去年刚好碰到一个选举，我就在台北从一头坐捷运到另一头，看了一下。我总觉得这是属于中华民族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中华民族特别强调表演，政治表演和祭祀是连在一起所。中华民族的认同不是靠祭祀去认同的，是靠祭祀。这是谁，这是炎黄子孙。然后我们形成这么一个认同，形成一个国家。这样一种文化在台湾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反应得很清楚。西方的Individualism，觉得我就是我自己，我的选票代表我的权力，和其他人没关系。这样理念和中华民族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那种价值认同的思路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大陆这么一个大的共同体，南北差距、东西差距、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异质性那么高，里面的问题会更多。

我还有几个问题，希望陈教授给我们提供启示。第一个，台湾作为一个共同体，它的整体的公权力，和各个区域性的第二级的公权力，除了在宪法上有明确的规定，在具体运作上，之间是怎么协调的。按照我们大陆的话来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怎样的。比如，税收是怎么分配的？你在公权力的分配层次上几乎没有谈，希望能做一些小的补充。

郭燕：我们大陆习惯从威权体系下看待事物的眼光，评判台湾社会的现象。这样有时就会造成一些误差，台湾有些问题，我们看到的现象和其实质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我们大陆对台湾的政策的理解有时会有滞后。刚才在听力您的演讲以后，我是比较赞同您的看法的。

我在去了台湾两次以后，发现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在台湾人民的心中已经基本稳固了。有些问题我们从这边来看，可能像雾里看花。但是，在倒扁那一个月，我们住在酒店，然后周边的环境中的普通市民丝毫不受影响。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里面，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理性，一是宽容。理性在这次倒扁的运动中体现得很明显，基本没有流血冲突，理性比90年代初有了很大的改观。宽容这方面，蓝绿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强的对立，但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发生很大的冲突。说明人民变得更加宽容了。虽然说已经有了改善，但不是说在这两个方面就没有问题了。就我观察，目前台湾蓝绿两派，不仅在政治上，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仍然是鲜明对立。

对于刚才牛先生说的，台湾的政党和人民的联系太密切了。我觉得从政党角度讲是应该的。要赢得选举，政党就应该赢得民意。人民怎么想，政党就需要迎合。如果政党没有幕后操纵或者其它手段的话，单纯从政治体制上应该是这样的。目前政党为什么会形成蓝绿对立呢？这是因为有这样的民意基础、社会结构。族群对立、国家认同危机，它有建构性的原因也有原生性的原因。我们大陆可能有时候会夸大，说它是建构起来的，说它是一些政党为了上台执政而建构的。但其实不可否认，它有原生性的基础。这应该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有分歧的社会结构和民意不发生变化，政党仍然会沿着这条道路去走。所以政党要融合，社会的民意基础就得融合。社会对你抵触了，政党也会逐渐对你抵触。在这个发展中，我觉得台湾社会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已经发展成熟了。这是我个人想法，不知道正不正确。在目前，蓝绿对立看起来不可调和。从十几年的发展来讲，在蓝绿独立过程中，有一个倾向，就是台湾的主体意识已经逐渐得到巩固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最后的蓝绿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对立了。比如民进党，只要不走激进的台独，而是走渐进的台独，那么就会和主体意识很好的融合。国民党泛蓝，有50％以上的人赞成有主体性，为了赢得选举，国民党是不是也应该向这边靠拢。如果两党在自己立场上略微妥协，那么分歧就实际上不会那么大了。

我觉得，目前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基本巩固的，但是又有一个悖论。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很大一个悖论就是宪法。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党政治就应该是在宪法的框架下运作的。也就是先有宪法，然后才有政党政治的运作。但台湾的奇怪之处是，宪法成了政党运作的主要对象。台湾的蓝绿政党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政党主要是有左中右之分，我是保守还是赞成更公平。但是，台湾只要是大选，比如总统大选，统独问题是超越其它的问题。如果在统独问题上，政党之间意见不能处理好的话，不能排除台湾的民主会有倒退甚至是流产。在美国的压力下还有大的武力的威胁下，宪改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了。但是，比如民进党要是提出宪改，更定是它的头号选举提译。如果它把台独的议题拆开分解，不明确说要台独，而是走渐进的路线，一步一步实现目标。最后会不会因为宪改的问题，而触动或危及台湾的安全和稳定。我觉得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还有，我对台湾的市民社会感受特别深。我去了他们NGO的会馆参观访问，感觉到在台湾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的运作基本成熟，国家的乱象主要是公共领域的权力和斗争的结果。这和我们大陆不太一样，大陆明显是强国家弱社会。社会上的第三势力，比如NGO发挥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最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台湾的宪改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会不会成为台湾民主社会发展的障碍。

田岛俊雄：感谢张曙光先生和陈淳文教授，我主要研究经济方向。我带来04年的台湾的一张传单，里面有连战和宋楚瑜的关于希望保护农业的口号。我最近也有向学生介绍台湾关于保护农业和多边贸易谈判的措施。这张传单形象地表现了台湾民主社会的代价。国民党有大选公约。国民党二把手江丙坤，在做国民党和亲民党的联盟公约。蓝色的阵营有比较完整的公约。而绿色阵营的民进党和团结联盟没有，很遗憾很奇怪。民进党经济上的理论基础是台湾大学的经济系和中华经济研究院，他们是新古典派，比较支持环境保护，还支持法轮功。这是些很奇怪的学者，尤其是台大法轮功影响比较大，信仰新古典理论的学者也比较多。国民党本来是比较接近社会民主的，所以我们叫社会民主党，认为它比较接近共产党。从竞选的分歧了解到目前台湾的民主制度的情况。说到有省籍矛盾，也有利益分配关系问题。刚才陈教授说到的台湾混乱，在我看来是民主化的代价。原来国民党垄断的时候没有，86年多党制以后就开始有混乱了。在这种混乱中，台湾加强了国家认同和民主化意识。另外，虽然保留很多中国的传统，但台湾不是五权分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台湾和日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盛洪：很抱歉来晚了，没有听全陈教授的演讲。台湾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的民主化应该是很难的，因为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中国是从另一条政治思路走过来的，不是说这条思路一定差，但至少是不同的。不过其中也应该是包含了民主的理想的。我比较认同夏勇的那本书《中国民权哲学》，从民本思想推导出民主宪政的含义来。但由于缺乏实践，所以我们的文明要做这样的事情非常难。不管怎么说，跌跌撞撞走过来，我同意萧教授讲的，这叫乱象，还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第二点，我们还有哪些缺陷，要做什么事情。民主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制度，但它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和超越的文化价值结合起来的。就像萧教授讲的，没有一种单独的世俗的政治制度，能够稳定地长期地存在下来的。西方也是如此，其基督教的超越价值和其世俗的政治经济制度结合起来了。你刚才演讲的时候，我为什么要问是到什么庙前去杀鸡，我觉得这是很有涵义的，不能简单地看待这种现象。还有去法院宣告，法院后面是什么？法院里的法官也是人，他背后还是有超越价值。就跟在西方的法院，要把手放在圣经上。为什么？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也是建立在基督教上。美国最初十三个殖民地，实际上都是清教国家。我去华盛顿，有人就对我说，华盛顿的结构就是十字架。这些作为基本的价值观，沉淀在了美国党宪法里头，有些人就淡忘了。反观中国，只追到法院是不对的。台湾的民主、中华文明的民主，要有一个超级的文化价值的基础。这是要想的，没有不行。能不能追到基督教，恐怕不行。有人说四书五经就是中国的宪法，所以讲宪政有成文的宪法。但也不一定要是文字的，就是一堆基本规则大家认同。所以《大学》、《中庸》这些就被一些人认为可以看作宪法。还有超越价值的中国的表现形式要注意。刚才涉及到一个家族的概念。家庭的概念在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家庭是指看得见的家庭成员组成的团体。中国的家庭包括死去的列祖列宗，祭祀死去的列祖列宗的传统是使一般的老百姓有所超越的一种形式。使得人们不仅要想自己，还要想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这样人的时间意义就会长。这样的家庭组织实际是被儒家收编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大多数老百姓和精英分子有超越的文化价值。儒家基本的价值观渗透到家族体系中维护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所以我觉得不能把中国的家庭和我们价值观分开来孤立地看。

第二点是，这样一种民主政治怎么成功。虽然我了解得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些想法。你最后的展望是比较乐观的，认为靠经历这个过程，最后民主宪政还是走到好的道路上来。我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靠试错，不可能有美国宪法。美国的西部牛仔投票，永远也不可能投出一个美国宪法来，必然要靠精英知识分子。实现宪政，不仅需要大众对当下的政治事件的积累的知识，还需要世世代代的经验。这些历史经验不是民众能够掌握的，只能是精英知识分子。他们要超越时间，积累以前的民主政治的经验，提出一些基本规则。美国的国父也是吸收了欧洲的经验，比如卢梭、孟德斯鸠这些人的观点。他们是有了理论基础，才制定了美国的宪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所以在投票前是要有精英要作出提案的，这是精英的责任。我认为民主的改进依赖于宪政的改革。你讲修宪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我认为修宪是很重要的事情。确实有一些改变可能使民主政治更有效率。为什么民进党上台，这些年有很多不稳定的现象。可能确实和基本宪法有关。比如，陈水扁不见得是多数人拥护的，这是有问题的。这样的选举规则就必然是不稳定的。只不过是因为蓝色阵营分裂了，所以陈水扁上台了，其实多数人是不赞成他上台的。这是基本宪政的问题。这些方面还值得思考，西方国家则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的积累。如果研究思考提出宪政改革的方案，可能会使民主政治更好。我有一个主张是先宪政后民主，有一个好的宪政，民主就会走得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