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业绩

・田俊雄:《中国的产业:短缺经济格局下的大展》,荫贵,庆编《世界能源史中的中国:生、演、利用及其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封越健,魏众等《经济90年展回和未来展望》《经济动态2019年第6期

・田俊雄:《中国式产业组织的形成及其在转轨过程中的化:型汽车产业的案例分析》,江小涓:《体制转轨中的增长,业绩与产业组织变化-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格致出版社,2015年3月1日。

俊雄:《人口红利消灭后的中国》专家评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482次,2013年8月2日。

・田俊雄:《1930年代中国内地区的工展―以水泥业为例》“并木寿教授文”开幕式东亚论坛:明清以来的中国》学会(2012年5月19日―20日)文集。

俊雄,朱荫贵,加岛润编:《中国水泥展:产业组织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田島俊雄・朱廕貴・加島潤・松村史穗編著:《海峽兩岸近現代經濟比較研究》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現代中國研究據點研究シリーズ No.6,20113,pp.190.

・田俊雄:《1930-50年代中國内陸地區的工業化發展―以西北洋灰和蒙疆洋灰為例》,海峽兩岸近現代政經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國立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基地,2010年8月22-23日于台湾埔里。

・田俊雄:《80年代的经济所和曙光研究》,《经济学家茶座》第472010年第3),2010年7月。  

・田俊雄:《80年代的经济所和曙光研究》,罗必良等著《为思考而生活 为学术而快乐 张曙光教授诞辰70周年纪念文集》2009年10月。

俊雄:《生物乙醇与中国农业状》,《天地人》第7期,2009年7月(合地球境学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基地)

・田俊雄:《中国件外包的产业组织和区域布局:基于承接日本件外包的一研究》, 江小涓等:《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年11月  

田島俊雄「劉易斯轉折點和中國的農業農村經濟問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II」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2008  5  29~30 )。

俊雄:《刘易斯折点前后的经济与社会-兼评王诚和蔡昉的观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357次,2008年3月14日(張曙光主編《学海辑英》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7

・田俊雄:《20世的中国化学工—永利化工,天原化及其代》,朱荫贵,戴鞍钢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俊雄:《土地私有制不适合中国》《中国经济周刊》中文版月刊,2004年第4期。

田岛俊雄:《中国式产业组织的形成及其在转轨过程中的变化:轻型汽车产业的案例分析》,江小涓:《体制转轨中的增长,业绩与产业组织变化-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田岛俊雄:《中国农业的结构与变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

・田俊雄:《中国・东亚农业结问题》,焦必方《日本的农业,民和-后日本农业展与问题》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田俊雄:《农业》,日中经济协 :《中国经济的中期展望》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8月。

 


・参考:

世界能源史中的中国:诞生、演变、利用及其影响
作者:
朱荫贵 杨大庆 编
定价:
80 元
页数:
428页
ISBN:
978-7-309-14911-1/T.664
字数:
418千字
开本:
16 开
装帧:
平装
出版日期:
2020年6月       
 本类其他相关图书

 内容提要


       前言
      
       朱荫贵
      
       能源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回顾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个人、社会、国家以及全球都产生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无论是早期矿物能源取代植物能源,还是此后的电力能源取代矿物能源,每一次能源的变化都称得上是一次革命。今天,世界上正在兴起新能源革命浪潮,这无疑是人类迈向新时代的又一里程碑。可以相信,新能源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将一举超越历代能源的变革而载入史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生产生活的便利,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和价值。
       回顾历史,在惊叹能源变迁给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历史上能源利用和影响的研究,无论数量、研究的深度还是关注的角度,都未能全然彰显能源在人类历史上应有的地位。特别是整体上以能源为对象,考察分析其发展演变的特点、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以及能源自身在被人类利用过程中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性等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无论数量、研究的深度还是关注的角度,都实在不配其应有的地位。检阅现有的研究成果,尽管不乏有对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进行研究的学术论著,但这些成果大致集中于几个共同的议题,即: 我国能源的种类和分布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外来侵略者对我国能源资源的觊觎和掠取,我国能源产业如何在列强掠夺和传统封建势力反对的夹缝中艰难发展;或是对某一个煤矿、某一家电厂或某一个城市的能源产业的史实加以描述,或是叙述能源如何从手工开采逐步发展到机器开采,再就是通过考察能源产业,分析资本筹集、产品运输、企业经营等诸种问题。当然,这些研究非常重要,能够使我们对我国能源发展演变的多层面相有所了解。但遗憾的是,在对能源史进行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对于另外一些层面和问题的研究仍关注不够,例如: 能源产业对城市兴起、重工业产业发展和工业基地建立的作用,能源的发展推动新型交通运输工具诞生进而扩大市场以及推动国内外贸易发展的分析;能源和政治、外交的关系以及因为能源的变化和发展进而改进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研究等,则研究得很少。至于将眼光聚焦于新能源对生产力变革进而对生产关系产生调节、推动、改进作用的研究成果,就更难以寻觅了。
       今天看来,我国能源史研究的现有状况,已经不能满足新能源革命兴起所提出的时代要求。一方面,从历史中总结中国能源发展的轨迹,探求其中的本质特点,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文明对能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必然会丰富我们对我国能源史发展的认知,进而促进能源产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从能源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想必也会深化我们对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的理解。有鉴于此,2015年,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借邀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杨大庆教授访学之机,与他确定访学研究的课题为近代中国的能源历史。2015年12月18—19日,复旦大学召开了“世界能源史之中的中国”的工作坊,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二十余位学者,共同探讨中国能源史的发展和演变。工作坊的主旨有二: 一是从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构建综合跨域的中国能源史;二是借鉴世界能源史研究的新视角,综合分析能源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间的相互影响及关系,探讨具有几千年农业传统的中国在近代以来因为能源变化而出现的变迁。两天的会议之后,学者们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修改补充,另外又进一步邀请了国内外对能源史有研究而未能来参加工作坊会议的学者著文参加我们的讨论。这样,在2018年形成了现在论文集的大体格局。
       论文集中收录的论文大体按照四个部分进行分列,分别是纵论篇、电力篇、石油篇和煤炭篇,共十六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能源发展和演变进行了探讨,由于受到研究基础和关注点的局限,读者可以看到,这些论文还只是从能源史角度进行的初步尝试。我们期待这些论文的发表能够吸引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参与,真正使我国能源史的研究迈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
      

 作者简介

 书摘


       目录
      
       朱荫贵 前言
      
       纵论篇
       布莱恩·布莱克(Brian Black) 环境史中的能源与运输
       张伟保 能源安全看近代中国能源工业的发展
       严鹏 国家计划、市场转型与产业创新——中国矿山机械工业的演化(1949—2014)
       萧建业(Victor Seow) 历史学中的能源:一个文献综述
      
       电力篇
       田岛俊雄 中国的电力产业:短缺经济格局下的大陆型发展
       林兰芳 台电与日占区的电力事业(1938—1945)——以广州、汕头为中心
       杨琰 西方经验与本土经营:近代上海电力产业的兴起与产业经营模式的转变(1882—1893)
      
       石油篇
       杨大庆 能源史与地质学——也谈1945年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的失败
       吴翎君 外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竞争(1870—1937)
       洪绍洋 战后中国石油公司在台湾的经营(1945—1949)
       皇甫秋实 贾钦涵 民企、外资与政府——顾维钧参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始末
       常旭 “洋油”时代——基于旧海关史料对中国1863—1931年煤油市场的考察
       张轩赫 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的酒精工业
      
       煤炭篇
       范矿生 社会资本与近代企业发展:以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为中心的考察
       朱荫贵 从能源史角度看近代中国机器采煤业的兴起及其效应
       陈慈玉 20世纪前半叶中国东北的煤矿业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刊《管理世界》2012年第七期 

百年水泥史,产业新变化

――简评《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和结构变化》

 

张曙光

 

田岛俊雄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经济。80年代初,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与笔者在同一个办公室,且办公桌对面而坐,经常一起讨论问题,进行合作研究,一起去东北、四川、浙江等地调查研究。他有著作发表送我拜读,我有著作出版,也送他参阅。他每次来中国都要拜访我,他们全家也曾到我家做客;我去日本,也曾住在他的家里。 20091025 农历98 ),是我70岁生日,他不仅著文《80年代的经济所和张曙光研究员》,回顾过我们之间的交往,而且专程来京祝贺。总之,我们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

为了加强中日两国间经济学者的合作,他在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组织,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立了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研究基地。今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田岛 教授与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朱荫贵和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加岛润合作编著的《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和结构变化》(以下简称《水泥》,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这是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组织国际合作项目系列成果之一。该组织计划对中国的化工、电力、水泥、钢铁、农机等产业进行系统研究,已经完成并出版的有研究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的两种,即《20世纪中国化学工业――永利化学·天原电化时代》(日语题目为《20世紀の中国化学工業――永利化学·天原電化とその時代》2005年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印行)和《现代中国的电力产业――“短缺经济”与产业组织》(日语题目为《現代中国の電力産業――“不足の経済”と産業組織》,2008年昭和堂出版),《水泥》是该系列的第3种,有中文版和日语版(日语版题目为《中国セメント産業の発展――産業組織と構造変化》,2010年御茶の水書房出版是由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10多位学者共同完成的。

《水泥》的研究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中国的GDP40.1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粗钢产量6.37亿吨,水泥产量18.82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超过了40%50%,引起了世界的瞩目。特别是,当日本、台湾以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水泥生产成为夕阳产业和趋于衰落之时,中国的水泥产业却欣欣向荣,高速发展,因而,中国的经济成长和产业发展已经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和影响。于是,研究中国钢铁、水泥等重要产业的发展,不仅是观察和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途径,也是认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水泥》除序章外,分为历史篇和现状篇两大部分,一方面系统地描述了中国以及东亚水泥工业发展的百年历史,另一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以及东亚水泥工业的时空分布、产业组织和结构变迁以及资金、设备和技术来源,不仅揭示了水泥产业自身发展的特点,而且展现了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一本值得中国经济界和产业界关注和阅读的有用文献。

中国水泥产业的发展,从1906年启新洋灰公司建立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多年。《水泥》没有专门概括出中国水泥工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但是,根据作者的详细描述,我们可以将百年水泥工业的发展大致概括为解放前的近50年、计划经济时期的30年、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和本世纪的10年四个阶段,并根据作者在第一、二、五、六、七章中的广泛分析,对各个时期中国水泥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及其发展变化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和清楚的认识。

在解放前的近50年中,2030年代是中国水泥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使用的基本上回转窑生产,年产量最高达到近80万吨。当时,在日本水泥倾销和竞争的压力下,一方面通过关税谈判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另一方面,华商水泥的刘鸿生充分发挥了企业家的组织才能,促成了与启新公司和中国水泥公司三家的同业联营,在产品产量、销售价格和销售区域等方面,形成了一种不完全垄断的卡特尔组织,与日商相抗衡;同时,华商水泥还通过资金借贷、“利转股”、密切银企关系,实行负债经营,扩大了生产规模,推动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从这些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民族水泥工业的成长过程。抗战时期,内地的生产遭到破坏,但在日伪统治的东北,战争的需要推动水泥工业的较快发展,1943年曾达到161万吨。

《水泥》明确指出,与钢铁和电力等同类装置型行业相比,水泥产业的“产业组织较为分散。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产业特征,尤其是石灰和煤所具有的资源禀赋普遍性、烧成过程中的重量减损性,以及运输成本承担能力的低位性等”(第9页)。在日本、台湾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水泥工业装备SPNSPNew Suspension Preheater,预分解新型干法回转窑)等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先进技术以后,“由中小水泥企业带动下的产业发展更是当代中国水泥产业发展史上最为显著的特征”(第153页)。即使在中国政府进行水泥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水泥产业政策,推行设备大型化以后,仍然出现了大型水泥和中小型水泥同时大发展的态势。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水泥》讨论的一个主题和重要贡献。作者通过上海、山东和吉林的案例分析,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和有力的刻画。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30年中,中国的水泥产量从100万吨增加到5000多万吨,生产技术除立窑外,发展了干法和湿法回转窑以及立波尔技术。当时,水泥是一类物资,也是一种严重短缺的物资。计划经济的非市场环境造成了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可流动性,形成了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农村市场和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和城市市场之间相互分割的格局,是水泥产业分散的重要原因。由于水泥的运输费用较高,是一种适合分权管理的物资,因而在管理体制上以产销分离为特征,分为中央主管的“大水泥”和地方发展的“小水泥”。再加上中央政府调整了计划内水泥的分配方式,允许地方政府把地区内生产的部分水泥保留为地方物资,从而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包括小水泥在内的“五小”工业的发展,小水泥的产量最高时占全部水泥产量的2/3

例如上海,60年代国家配给的水泥每年12.525万吨,占上海需求量的45.153.6%。于是,上海采取了三种办法解决供求差额。一是扩大上海水泥厂的规模和投资,二是建设新的水泥厂,三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协作串换”方式,从外地调配。

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中国的水泥产量从1977年的5565万吨增加到1999年的5.76亿吨,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开始使用NSP,不仅出现了熟料与水泥的生产分离,而且形成了大小水泥同时高速发展的情势,一方面,上层企业扩大规模,向大型化发展,另一方面,小水泥产量快速增长,占比在70%以上,甚至在80年代后期超过了80%

这时,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成为可能,特别是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日趋简单化,促进了产业的大型化和向城市的集中。但是,水泥产业所具有的在地方小规模资本下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性质,其城乡市场仍然具有分割的特点,其产品在农村市场依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80年代的双轨价格时期,小水泥的价格是大水泥1.82.63倍,刺激了小水泥的繁荣。山东出台了“谁投资谁受益”的“大家办建材”的政策,形成了小水泥大发展的高潮,农田基本建设成为小水泥的主要市场。90年代中期以后,公路建设的发展,住宅建设高潮的出现,水泥的需求市场也开始从农村水利向城市住宅和社会公共设施方向转换。正如《水泥》所说,“90年代中期之前小水泥的发展是以对应农村市场需求下的当地生产当地消费式外延性发展(小型企业大量簇生);之后市场需求结构向城市需求演变,大水泥崛起已成为必然”(第171页)。

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开始对水泥工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在本世纪以来的10年中,调整步伐加快,主要是将低热电效率、低质量、高环境负荷的立窑小水泥予以淘汰,随着新型干法水泥生产设备的国产化,降低了水泥生产的前期投入,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可能。2008年,出现了18600万吨以上的大型水泥企业,水泥和熟料分别占26%37%Herfindahl指数分别为0.006450.01437。其中15家企业的规模在千万吨以上。2010年,发改委出台了《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确定了安徽海缧集团等12家全国性重点企业和内蒙古乌兰集团等48家区域性重点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吉林的几家大型水泥企业,经过兼并重组,形成了吉林亚泰、冀东吉林公司、延边德全水泥、通化特种水泥四大水泥,2002年产能620万吨,占全省水泥总产量的60%以上。由于“大水泥企业仍然以抢占资源为导向,具有就地生产销售商品特性的水泥,对应消费地的商品供应很大程度上仍要依靠当地的小水泥企业”(第205206页)。小水泥其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一是各县市的小水泥企业大都拥有矿山资源以及靠近铁路或者自建有专线,且都在增加技术人员,更新设备,开始摆脱水泥锻烧增加产能的方式,而在规模与生存中寻求平衡,来完善自身定位;二是地理分布和运输成本上的优势,为小企业的生存创造了条件,使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成为可能。

《水泥》的另一个主题和贡献是,比照国际水泥巨头的跨国并购,讨论了中国大水泥企业的并购和集中化过程。这是产业组织和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

80年代,随着母国经济的发展,需求饱和,产业成熟,国际水泥巨头经过激烈竞争,实现了母国市场的寡头化。但是,由于“水泥的特点是产品重量重,但却价格低廉,运费在产品价格中占有较高的比率。这一特点说到底,反映出的是水泥‘基本上不属于可贸易品’的特性”(第237页),因此,水泥的国际贸易量不大,1990年只有7100万吨的规模。

母国市场的寡头化对于国际水泥巨头进军海外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母国市场的高利润率为其投资海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于是形成了90年代海外投资的高潮。然而,水泥巨头的海外投资几乎全部是通过企业并购(MA)实现的,并购的对象大部分是市场排名前3位的企业,并购成功之后,通常都可以在对象国市场占有垄断地位。这是水泥产业海外投资区别于制造业的一大特点。

90年代,MA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海外资产价值的缩小,特别是经济低迷引发了水泥行情的恶化,收购价格一路走低。与建设新工厂相比,通过MA收购现成企业在成本核算和市场确保上更加有利。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近年来的中国市场。

《水泥》的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来描述中国水泥市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水泥产量占了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从其规模来看,中国的水泥市场“有着‘省=国’这一‘模拟世界市场’的特性”(第265页)。这是一个非常形象而又符合学术规范的概括。正如国际水泥巨头利用全球各地利润率的差异推进MA(即用本国的高利润率去不景气地区并购企业)一样,中国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行情好坏的差异,作者用安徽海缧、河北冀东、中国建材三大公司近几年来的并购案例,生动具体地描绘了中国水泥市场的并购过程。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的大水泥公司已经达到了和全球水泥巨头并驾齐驱的规模。特别是安徽海缧和中国建材这两家企业与全球水泥巨头相比仅次于霍尔希姆和拉法基的规模。可以说,中国大水泥公司已经具备与之相符的实体。重要的是,和世界市场上曾经的动态出于相同的理论,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中国市场上,几家大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其规模,整体市场集中度仍将不断提高”(第265页)。

不过,与国际水泥巨头的跨国并购不同,中国水泥产业的MA其所以能大力推进,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水泥工业专项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提出了推进产业组织集约化的政策目标和具体措施。对此,作者给出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水泥产业集约化的提升不是任由市场的淘汰机制,而是通过政策推行去实现,这一点也许在回避企业倒闭而带来的资产荒废及短时间即可实现结构调整上面具备优势,但也有堪忧的一面――原本应被市场淘汰的企业,由于政府出面保护得以继续存续。中国建材集团中,整合浙江省内企业而创立带有官方卡特尔性质的南方水泥的利润率即使在价格上调后仍然难见回升,应该说,这也是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未能被市场淘汰,反而得以存续的后果”(第264页)。应当指出,这一分析值得深思,它反映了产业政策和政府能力的局限性。

总之,从《水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白,产业组织和结构变迁因产业特性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与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相关。特别是产业政策既可能推动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可能带来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损失。没有一成不变的产业组织,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产业结构,更没有永远有效的产业政策。一切真知灼见都来自于深入观察和系统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水泥》的一大长处是资料丰富,描述和分析细致,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编著者把全书分为历史和现状两大篇,并在序章中做了概要的介绍和讨论,但是没有提炼出一个分析的框架,并按照这个框架来安排篇章结构。除了历史的回顾以外,笔者上述讨论概括了《水泥》的两大主题,可供编著者参考。这样,就可以划分出中国水泥产业的发展阶段,并在各个阶段中选择适当的重点进行分析,而把非重点的部分在有关章节作一简略交待。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又可以使现有分析深入一步。这一点也许与日本学者的传统和风格有关。在笔者看来,日本学者的功课做得很扎实,长于资料的调查和收集,精于事件的描述和分析。这是值得中国学者认真学习的地方,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差。但在理论概括上,日本学者可能下的功夫不够,因而读后总觉得缺点什么。

按照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十个篇章中,序章和第一、二、六、九章写得不错,特别是六、九两章,有资料,有理论,有分析。其他章节相对较差,第三、四章就比较单薄,资料丰富,而缺乏应有的分析。这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

笔者寄厚望于后面钢铁和农机两个产业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好,做出更高的水平。

 

                     20111114

 

************************************

 

《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与结构变化》中文版序言、目录、后记

    

后    记

 

    正如在“序”中所述,本书是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4年设立的东亚经济史研究会,以及该所2007年作为东京大学与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的合作项目设立的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经济分会)中取得的研究成果之一。

    在这六年中,我们从东亚经济发展的角度,致力于重新审视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为主要对象的近现代工业化过程。这次近现代水泥工业研究是继已出版研究成果的化学工业和电力产业之后的第三个合作课题。我们的基本切人点是立足于中华民国时期以来,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比较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由“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等)主导的地方分散式重工业发展的历史。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认为这三个研究课题有着共同而独特的特征。

    水泥业课题初始之际,我们首先在2007年11月访问了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横濑工厂,重新认识了水泥工业的发展及其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其后在同年12月,我们召开了以在日中经济协会主持研究水泥项目的创价大学教授滨胜彦(现任中国研究所理事长)为中心的研讨会,讨论中国水泥业的基本情况,同时对有关NSP技术的普及以及结构调整等问题获得了最新的理解02008年2月电力业课题的研究成果《现代中国的电力产业——“短缺经济”与产业组织》(田岛俊雄编著,昭和堂。日语书名为《现代中国の電産業——“不足の经济”と產業組織》)付梓之后,我们正式启动了中国水泥业研究课题,多次举办了研讨会和网络讨论。

    2008年8月,部分成员访问了贵州省普定县的明达水泥有限公司,就由立窑起步之后增设了NSP设备的中坚民营企业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同年10月,我们在九州大学经济学研究院召开了国际研讨会《东亚水泥产业的发展》,朱荫贵、卢征良二位课题组成员也从上海赶来参加。与此同时,我们还参观了福冈县田川市的石灰石开采和混凝土制造商中村产业株式会社,了解了日本水泥产业中垂直分工的现状以及混凝土拌合领域对中国投资的经验。

    进入2009年以后,我们于5月访问了太平洋水泥株式会社中央研究所,6月访问了该会社的熊谷工厂,加深了对日本水泥的供求变化以及向静脉型产业转化的理解,7月我们又访问了该会社旗下的大连小野田水泥有限公司,了解了中国国内的市场战略等。随后,我们前往位于吉林市的冀东水泥吉林公司(过去属于松江水泥厂),以及总部位于唐山市的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研,围绕关于企业发展过程和长期经营战略的基本想法采访了吉林公司总经理李建杰、唐山冀东水泥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张增光和总经理于九洲等高层领导。

    在东北、河北的调研之后,我们又赶赴上海,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召开了以《东亚水泥产业发展国际论坛Ⅱ:中国水泥行业的过去与现在》为题的国际研讨会。2009年9月,我们以从台湾来日访问的陈慈玉研究员为中心举办了题为《20世纪台湾水泥产业与东亚经济圈》的研讨会。此后,我们对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最后的汇总。

    在以上所提到的个人、企业和组织之外,还有众多人士对我们的课题给予了支持。以下部门及企业欣然地接受了我们的访问(与实际访问顺序不同):太平洋水泥株式会社IR广报部、川崎设备制造株式会社、日本水泥协会、水泥协会研究所、水泥新闻社、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沂南铜象水泥有限公司、金都房地产公司、华鲁建安集团、莒南县建设局、上海海螺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此外,以下人士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Didier Tresarrieu(原麻生拉法基水泥)、藤井浩二(已故,原小野田水泥)、水谷进(原小野田水泥)、川村洋二(同前)、田中稻英(同前)、川濑史郎(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桥本寿郎(同前)、小林敏宏(同前)、佐佐木茂子(已故佐佐木辰雄先生的夫人)、高林二郎(原川崎重工业)。

    参与了企业调研以及研讨会活动的还有陈歆文(原大连化工研究设计院)、戴秋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袁钢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贺林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婴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杜静(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研究基地)、樊士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焦必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建安(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孙建国(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池上彰英(明治大学农学部)、山口真美(亚洲经济研究所)、益尾知佐子(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G.Noble(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武田晴人(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栗原纯(东京女子大学文理学部)、臼井佐知子(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王颖琳(东京大学博士,现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松村史穗(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现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张叶(东京大学硕士)以及九州大学大学院经济学府堀井研究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朱荫贵研究室的各位同学。在最后的出版阶段,小堺章夫先生(御茶の水书房)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课题的实施以及本书的出版之际,我们还得到了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区域研究推进事业当代中国区域研究联合项目的资金援助。   

我们代表本书的各位作者向以上人士和组织深致谢意!

    田岛俊雄  朱荫贵  加岛润    2010年2月10日

 

******************************************************

 

Aim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Steering Committee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s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ISS) in April 2007 to conduct research o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China. The Base i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the Humanities (NIHU), an Inter-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Corporation in Japan.

Paralleling the course of the Hu Jintao regime which came to power in the fall of 2002, the Chinese economy is now entering a transitional phase. The era of 'unlimited labor supply' from rural China, once the backbone of the country's growth, is now coming to an end. The market for younger labor is growing tighter in urban areas, while expanding economic activity is bringing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to the forefront. The issues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urban-rural labor force distribution and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can no longer be avoided. To build a more stable society, and to adjust and manage resource allocation smoothly, improvements must be made to the social safety net,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regulation of areas such as ownership, governance and the environment. A mor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will be required to safeguard these new institutions.

China's economic expansion is making a strong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bo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Meanwhile, under multilateral frameworks such as the IMF and WTO, as well as intra-regional arrangements such as the China-ASEAN FTA, China itself is feeling pressure to improve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achieve domestic change, such as better 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al se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robust legal institutions.

The pursuit of area studies grounde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s been a core mission of the ISS ever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946, with scholars in economics,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engaging in Chinese Studi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discipline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igned an exchange agreement wi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in 1986. As the University's principal interface for this agreement, the ISS has used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researcher exchange and visiting professor programs with CASS-affiliated institutes to develop an extensive track record of exchange activity and a diverse research network.

Building on these foundations, the ISS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was launched with the aim of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not only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but throughout Japan and across the world. The Base envisages two major components of activity over its five-year period of operation.

Research Group 1: Institutions, Polic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ader: Tajima Toshio)

Attentive to the challenge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China's economic sector and the realignment of economic and legal institutions occasioned by China's membership of the WTO, this group will chiefly address issues concerning the domestic economy,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cluding: (a)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fiscal / monetary refor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rivate enterprise; (b)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s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environmental law, and issues of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c)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land use / community self-government; (d) labor markets / labor force mobility / social security; and (e) economic ideology and perception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etc. Research activity is organized around three subgroups: (1)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policy (the 'Economy Subgroup'), (2) intensified reform / opening and re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law systems (the 'Law Subgroup'), and (3)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roblem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the 'Rural Issues Subgroup').

Research Group 2: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leader: Marukawa Tomoo)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hina's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creasingly apparent resource limitations, as well as economic partnerships and industrial adjustment in Asia, this group will chiefly address issues in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including: (a) trends of foreign trade and intra-regional economic partnerships in China and the Asian region; (b)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pertaining to investment, foreign exchan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Asia; (d) offshore development and the growth of outsourcing to China; and (e)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development-and-import schemes /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 resource diplomacy. Research activity is organized around three subgroups, focusing on: (1) the structure of trade in connection with China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Asia and possibilities for East Asian economic partnerships (the 'Trade Subgroup'), (2)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and the Asian region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ubgroup'), and (3)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China and development-and-import schemes / ODA / resource diplomacy (the 'ODA Subgroup').

The two Research Groups and six Subgroups operate in a manner enabling cross-participation, with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workshops conducted on a routine basis, as well as field survey and research exchange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and the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Research seminars are held roughly twice a month at the ISS or on the Komaba Campus, and are generally open to the public. Further information on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seminars is posted regularly on our website: http://web.iss.u-tokyo.ac.jp/kyoten/index.html.

These research activities are supported by a secretariat, consisting of an Associate Professor stationed full-time in an administrative and research office in the ISS, as well as two Research Assistants responsible for the Hongo and Komaba area. In addition, a residential facility for field research in Beijing (and the rest of China) is provided by the ISS Beijing Research Base established in October 2007 withi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Research in the Base's first year of operation has already yielded two publications (both in Japanese): Miyajima Yoshiaki and Oizumi Keiichiro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tra-Reg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Analysis of the World Trade Atlas, 1996-2006, I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No. 1; and Tajima Toshio and Furuya Shinsuke, eds. (2008) Offshore Development, Staffing Service,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s Software Industry, I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No. 2.

 

The Base has also launched projects in the educational sphere. In the winter term of the 2007 academic year, a course o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was offered across all graduate schools under the Japan-Asian Studies Program of the Asian Studies Network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SNET). This course is being taught once again in the summer of 2008. In a similar vein, a half-year seminar on 'Revised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s set to be taught on the Komaba Campus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2008 winter term.

 

******************************************************************************************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China ’s Aim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Tajima Toshio  

                             Tajima Toshio is a Professor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kyo

                                                         Hongo 7-3-1

                                      Bunkyo-ku, Tokyo 113-0033

In 2007 discussions were held on China ’s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and its advance towar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was established to conduct research o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China ’. In recent years, shortages of young laborers and wage increases in urban and coastal China have been remarkable. O ur research activitie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understanding the extent of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hina ’s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and determining how to frame them in terms of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is actually a surplus of middle-aged labor in China ’s rural regions. Looking at the demographic features, China’s labor force will enter a phase of definite growth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and the dominant debate is that this is the medium-term process leading up to the surpassing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t is commonly accepted that Japan surpassed its Lewis turning point around 1960, but the post-war Baby Boom Generation (1947 – 49) did not reach working age until 1963 and later, so the nation continued to enjoy demographic dividends even after the turning point. Rea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labor market probably began in the early 1970s in Japan . However, in light of the sea change in the Japanese society and economy from the mid-1950s to the early 1970s, it i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China , since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is in the midst of unprecedented social change.  

As a member of the same generation that experienced Japan during this era, I shall briefly recount the situation.  

Around the time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the rel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for labor grew tight. It was a seller’s market. The ratio of labor distribution ros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that relied on an abundant supply of low-cost labor faced revision. Short-term employment relations receded as laborers and unions continued to gain clout, and the spotlight fell on skills development via internal labor markets. Worker protection advanced, universal healthcare was implemented and a public pension system was launch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labor market, farmers began taking on second jobs as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ed and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was brought in line with these new policies. Higher education became common a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birthrates fell. A middle class was created, and consumer durables like appliances and automobiles came into widespread use. Social interest in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rose, and social restrictions on industrial activity grew tight. After weathering the Nixon Shocks in 1971 (i.e. the transition from managed to floating currency and the thaw in relations with China ) and the first Oil Shock in 1973, Japan ’s rapid economic growth came to an end.  

The 5-year project of the ISS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Base is an attempt to comparatively observ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China as it approache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light of Japan ’s experiences.  

In this article, I will discuss the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2007 academic year by the Economy Subgroup and the Rural Issues Subgroup.  

The Hu Jintao-Wen Jiabao regime came into being at the 1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Fall of 2002. It championed a ‘Care-for-the-People Policy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offered solutions to the ‘three rural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This approach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 neoliberal trend toward deregulation, market economization and ownership reform, and it appears that China is aiming for social democratic or Keynesian policy management. But the predominant discipline in China today is importe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ith a trace of left-wing Marxist economics remaining.  

In light of this situation, we invited Prof. Sun Ge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to serve as an ISS Visiting Professor, and held a workshop on recent changes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thought. Discussions covered the affinity between neoclassical trends and nationalism as observed in both Japan and China . The voice of caution is strong regarding the resurgence of Big Government in the wake of China ’s traumatic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existence of any theoretical or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in this policy transition appears to be rather flimsy.  

Given the shift to closer, mutually complementary economic ti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 we conducted field surveys of cases in the software industry.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offshore software development due to the shortage of talent in Japan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staffing from overseas, we conducted interviews at over 100 software companies, human resources companies,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Dalian, Beijing, Xi-an, Chengdu, Wuhan, Shanghai, Shenyang and Suzhou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in China’s coastal regions and the potential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land. In the case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direct communication in Japanese with customers and clients, among systems engineers and programmers, is necessary for creating a borderless division of labor. The issues faced are slightly different in nature than those in manufacturing.  

So-called Bridge Systems Engineers (Bridge SEs) serve as liaisons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and encourage effective offshore software development. Fluent in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Bridge SEs comprise a class of experienced leaders and managers. Dalian , Beijing and Shanghai are rich in human resources and, for the time being, they will maintain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but skyrocketing wages and office building rents in these cities means there are also opportunities in the inland regions. This means that since there is already an oversupply of ordinary programm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regions will fight for veteran project managers, especially Bridge SEs fluent in foreign languages. The outcom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published in March 2008 in Tajima Toshio and Furuya Shinsuke, eds. (2008), Offshore Development, Staffing Service,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s Software Industry, I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No.2.  

In the Rural Issues Subgroup, the core mission is to observ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China as it approache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labor supply in light of the rural econom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Speaking of agriculture, the shortage of labor and rising wage standards in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has been caused by an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higher pric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is also thought to be the result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policies put into effect since the Hu Jintao
-Wen Jiabao administration came to power. The Rural Issues Subgroup held a joint research seminar with the Trade Subgroup on the impact of the China-ASEAN FTA on farm product trade, and invited a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official to give a report. In March 2008, the Rural Issues Subgroup began fixed-point surveys in suburban and rural regions on the topic of employment composition of the rural workforce and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land use. However, since this coincided with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by minority ethnic groups in Lhasa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research initially scheduled for the mountain villages of Gansu Province had to be suspended. This was an unexpected incident, but it was yet another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China ’s serious ethnic and social issues—and the risks that come with them.

 

************************************************************************************************************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的目标

                                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管理委员会

  20074月,作为东京大学与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类文化研究机构的共同研究项目,设立了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课题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稳定》

    2002年秋天,胡锦涛政权产生。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入经济增长转折点的过渡时期。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快要结束,开始出现以城市为中心的年轻劳动力供给的短缺,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显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不可避免的课题。要实现社会稳定与资源的有效配置,就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等机制,健全与所有权、治理结构、环境保护等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强化法律约束,推进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而在中国经济的扩大给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中国自身也迫切需要在IMFWTO等多国框架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地区间的框架下,调整对外经济关系乃至国内产业结构,进行法律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建设。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从1946年创立起,便将立足于社会科学的区域研究作为一个部分,从经济、法律及政治各个领域来对中国进行研究。东京大学1986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缔结了交流协议,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该协议的承办单位,与社科院所属一些研究机构进行了合作研究、交换学者、聘请客座教授等,取得了丰硕的交流成果,形成了多层次的研究网络。

    在此基础上设立的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作为为期5年的研究项目主要进行以下两方面的研究,希望不仅为东京大学,而且为日本乃至世界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做出贡献。

课题组1:“经济发展与制度和政策”

  主持人:田岛俊雄

    本课题组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调整、制度改革的课题及以加入WTO为契机的经济法律制度的重建,着重就中国经济及与制度、政策密切相的各类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改革、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环境法体系的完善与所有权、治理结构;农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利用、村民自治;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体系;经济思想与历史、社会认识等;主要考虑中国经济及与制度、政策密切相关的各类问题,设置了3个分组:(1)经济分组(简称):结构调整与经济政策;(2)法律分组:经济改革的深化与经济法律体系的重建;(3)农村分组:转折期的农业、农村问题,进行研究。

课题组2:“对外经济关系与产业结构”

主持人:丸川知雄

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源制约的显现,本课题以亚洲经济合作、产业结构调整为视角:中国、亚洲的贸易结构与区域内贸易合作;②与投资、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密切相关的对外经贸关系;产业集聚与亚洲的国际产业分工;离岸开发与对中国服务外包的开展;资源约束与开发进口、ODA、资源外交等,主要从中国产业发展与对外经贸关系考虑,设置了3个分组:(1)贸易分组:围绕中国在亚洲区域内贸易和区域外贸易的结构与东亚经济合作的可能性;(2)产业集聚分组:中国、亚洲的产业集聚;(3ODA分组:中国的资源约束与开发进口、ODA、资源外交,进行研究。

2个课题组、6个分组采取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相联系的形式,来开展日常的研究活动、到中国等的调研、学术交流、成果的出版等。研讨会大多公开进行,在社研和驹场校区大致每月举行2次左右。有关研究活动和研讨会的介绍,参照社研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的网页http://web.iss.u-tokyo.ac.jp/kyoten/index.html

   为上述研究活动顺利进行,在社研内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由助教兼任人类文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在办公室兼研究室常驻。此外,办公室及驹场校区各有1名研究助手(RA),为研究活动提供服务。此外,作为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于200710月在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立了常设研究基地

作为第一年度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系列2本,分别是:宫岛良明、大泉启一郎著(2008)《从World Trade Atlas 数据(1996-2006)分析中国崛起与东亚区域内贸易》(现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丛书第1期,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田岛俊雄、古谷真介编著2008《中国软件产业与离岸外包、人才派遣、职业教育》(现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丛书第2期,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83月)

此外,作为与教学密切相关的工作,2007年下学期通过参与ASNET(东京大学 日本与亚洲相关教研网络)的全校共通研究生院课目〈日本亚洲学讲座〉,题目为“日中关系的面面观”。将在2008年上学期继续举办2008年下学期,驹场校区(合文化研究科)以“重新认识中国代史”Revised Chinese Modern History为题期半年的专题系列

 

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的和谐社会

 

                   社研现代中国研究基地负责人  田岛俊雄

 

20074月,作为东大基地研究课题《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稳定》的最初的研究活动,

围绕“劳动力无限供给”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中国内外进行了讨论。近年来,中国城市和沿海地区出现了年轻劳动力不足和工资明显上升的现象,这从经济学的角度如何来理解,或者从长期经济发展的地位来看,可以说是当前中国重要的政策课题。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大量的以中老年为中心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另一方面,从人口构成来看,由于中国未来数年仍处在劳动力绝对增加阶段,现处在通过刘易斯拐点的中期阶段的议论占了支配地位。就日本的情况来看,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战后出生高峰时出生的 “团块世代”(1947-49年出生)到1963年以后成为劳动人口,通过刘易斯拐点后,日本进入享受“人口红利”阶段。日本地方劳动力市场在20 世纪70年代以后真正开始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否可以说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动之中吧。

笔者作为同时代人,试着简单回忆一下这个时期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刘易斯拐点前后劳动力需求上升,成为卖方市场。随着工资水平上升,企业向地方寻求廉价劳动力。劳动分配率上升,使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供给发展的产业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被迫进行调整。随着短期的雇佣关系减少,劳动者和工会的力量增强,使得通过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培养熟练工受到重视。此外,劳动者保护得到了发展,实现了国民健康保险,创立了公共年金制度。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兼业农户的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保护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普及,劳动参与率、出生率下降。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家电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逐渐普及。对公害、环境等社会问题的关心高涨,对产业活动的社会管制不断加强。之后,经过1971年两次尼克松冲击(日元由通货管制变为浮动汇率制、中美关系的改善),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结束了。

 为期5年的社研现代中国研究基地的项目,正是试图借鉴日本的经验,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观察,处在拐点的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变动。

以下,结合笔者所担当的经济研究会、农村研究会的研究活动,简单介绍一下2007年的研究状况和2008 年的研究计划。

2002年秋,中国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胡锦涛、温家宝政权,所提出的亲民政策(Care-for-the-People Policy)、建设和谐社会(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以及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Chinese three-dimensional rural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等政策措施,与以往的放松管制、市场经济化和所有制改革等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的倾向有所不同,被认为实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左派,仅剩下很少的一部分人在研究,现在新古典派等引进的学问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根据上述情况,首先,考虑到近年中国经济及社会思想的变化,邀请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在外研究的客座教授的孙歌(Sun Ge研究员开设了研究会。对中日两国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兼容性进行了讨论。大家的意见是要警惕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弊端——“大政府”的复活,认为政策转换的理论根据或者思想基础还很脆弱。

其次,基于日中经济关系的紧密化和相互补充的特性,以软件产业为案例进行了实地调查。具体来说,考察日本由于人才不足导致的软件外包开发或者接收海外派遣人才的必然性,对中国沿海地区为中心的软件产业的状况和内陆地区发展软件产业的可能性,以中国大连、北京、西安、成都、武汉、上海、沈阳、苏州等100家软件企业、人才介绍企业、职业教育机构为对象,进行了实地调研。就软件产业来看,可以以日语为媒介与客户、生产商及承担开发业务的工程师或者程序设计者进行直接沟通,形成跨国界的产业分工关系,而制造业的情况与此不同,存在一些困难。

要解决这些困难,顺利推进软件外包开发业务的发展,需要精通中日语言、业务,经验丰富的项目负责人,这些人被称为桥梁工程师(BSE)。目前,大连、北京和上海人才丰富,尚能够维持这种竞争优势,但是由于工资、写字楼的租金上涨很快,就给了内陆地区发展的机会。现在的情况是,一般的程序设计员各地都存在过剩的情况,熟练的项目经理、特别是精通外语的桥梁工程师各地争夺得都很厉害。但是由于社会保障和师徒教育的关系,高级技术者的移动应该说还存在很多制约。田岛俊雄、古谷真介编著的《中国软件产业与外包开发、人才派遣、职业教育》作为上述项目的研究成果于20083月发表在现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丛书、第2期)(Toshio Tajima and Shinsuke Furuya,eds. (2008),Offshore Development, Stffing Service,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s Software Industry, I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No.2)。

就农村研究会的情况来看,主要结合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农业及其劳动力供给方面,捕捉拐点到来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就农业来说,近年来非农劳动力不足与工资上升,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进一步地说,也可以认为是胡锦涛上台以来实施农业保护政策的结果。农村研究会和贸易研究会就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议(FTA)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召开了研究会,此外,邀请中国有关农村政策方面的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20083月,以城郊和农村地区为对象,就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和土地的合理利用为课题进行了定点调查。但是,由于受到西藏自治区以拉萨为中心的少数民族的反政府活动的影响,当初计划在甘肃省山区农村进行的调查,不得不取消了。虽然是意外的事件,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上述事件所带来的研究风险的机会。

 

 

*********************************************************************************

 

第二届中国经济会于200612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厅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欠经济研究中心新村建设课题组研究人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院研究室、农业部等部委领导家,前往国家省永靖县对农经济发展和民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著名的刘家峡、盐锅峡、八峡水站集中建于永靖内。近年区滑坡灾害生,村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失。课题组将就永靖县盐锅峡新村建区灾害治理和移民问题作案例告和深入讨论

累退性民和担的问题:日本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田俊雄

  感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先简单地介一下我次参加研会的目的和一些背景。原来我在日本农业部工作,然后京大学,所以我一直对农业农问题趣。此外也参加江小涓等主持的中国产业组织研究国际项目,研究成果在中国出版。我本来想中国农业长问题,但看来问题今天或者明天有农业专家来做告,所以我稍微整自己的告内容。

  刘家峡和盐锅峡都是离不开电问题的地方,所以我简单一下与农电改革有的累退性村税问题21以后中国行税改革,最近又取消了农业税和特税。但是,目前来看,教育、医老金、交通和力方面的公共品,我们经济学家叫做public goods,供方面存在不平衡、不均等象。农业税的累退性比,收入越低的地方担越重。我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累性的,一般税率是10%,收入越高税率就越高,这样的税收是累性的。累退性税收是收入越低担越重。90年代后,中国大力推行农电改革,但电费方面城协调不平等的没有改

  中国的城统筹发展?原因是什国的力价格比城市?原因是什?一般村的电费比城市郊县农电费,原因是什?去年中国高了一般家庭的用价格。北京原来是0.43/度,0.46/度左右,早上上和白天是不一的。几个月前我在四川省剑阁县调查农电改革方面的问题价高的地方,农电电0.8/度,也有便宜的地方。本地没有自建水站的价就比较贵这么大的区?北京郊区早已成了直供地区,京津塘网直接北京郊然北京郊的用量不大,北京郊直供的送配成本大,但郊和市内连为一体有一定的模效。一般来,京津塘这样的国家网将给县公司,公司加上电费卖给农网。天津的部分郊县农价比北京郊县贵,比天津市内。日本和台湾城乡统筹,只有一个价,大范内只行一个价,各地价没有什。但是美国有农电,美国和中国有农电,原因是什日本和台湾没有农电

  日本和台湾力工中有发电一条的区域性断企。比如台湾,只有台湾力公司一家,发电变电全都是一家公司,一条体系。大家都知道,台湾光后日源委会接管,建立了台湾力公司。中国大也接管了不少力企,解放后行国家断。日本目前有9发输一条龙垄断公司。我住在京,包括京在内差不多3000万人口的关东地区,由力公司一家来断。9家区域性断企差不多都有这样大的覆盖面

  日本9力公司除冲绳电力公司以外都是民发电、送环节都由些企各自断。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角度看,力工经济的区域性产业,政府承自然断的同要求企控制价,提供公共服,消除缺电户和缺村,实现乡统筹价。经济学叫做universal service,即普遍性服,到行同一价格,没有差

  中国力工业产业组织,我才提到,台湾光初期的源委会和中国大国家力部断,一条龙经营50年代没有成熟的网,没有形成跨地区网。60年代以后世界冷战时期中国大力提倡地方五小工农业四化,各地自力更生建小水,地方和集体办电80年代继续提倡力分管理和村小水等。到目前有属于集体财产的小水和集体经济工,有直供,水电县等区。水和供的地方受枯水和洪水季的影响,力供不安定,不得不依靠国家网来售。

  80年代国家改革开发之后,提倡集资办电,多种电价,多价上网。在这种情况下,发电环节形成了产业组织化,很多企业进域投。到了90年代末,力供需情况有所好,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农电改革,想两改一同价,但是没有一起来。  2002年出台了力改革五号文件,要求全国形成五大发电。北京地区大唐力公司比较强。除了部分水厂、抽水蓄能-白天放水水到水力消高峰和低谷的差距-以外,主要发电厂都将卖给五大发电。原来的网公司目前只有国网和南方网两家。目前,除发电环节和基电环节外的经营实行国家断。  的来,中国一直展区域性网建,也一直提倡地方基自力更生力。目前,中国力工业产业组织还保持着这样的框架。网或者农电力消的比重到底占多少呢?根据南方网的统计数据,直供或给农电的比重相当大,大概占2/3。可以,除了一部分城市居民以外,大部分居民不得不靠网的高价

  中国的产业组织分散。美国也一。原因就是大国模式,送配距离越成本越村人口分散,的成本比大,所国家网来,成本的地方不愿意送配是有道理的,经济阶段也好、市场经济阶段也好,国都采取这样的方式。也就是经济体系下金不了,有限的金投入在投效果好的地方,效果不好的村就不想投了。除此之外,国家指令性划用有可能比其他用更便宜,尤其是力消耗大的国有企,如化工、钢铁等企价一般都比便宜,农业也很便宜。国家部分用的用采取低价供方式,部分用价可能于便宜。目前日本居民生活用价差不多等于中国人民1.5元左右,了三四倍。然日本力生的基设费用和人工用等比中国,但日本力生的主要成本是燃料,中国使用的煤炭,日本使用的石油和核,都是国价,我估成本上没有太大的区

  经济短缺经济时期,生停或者拉。地方基么办呢?有策,自己办电果就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组织。日本和台湾在大范内只有一家力企。中国除了国家网、南方网以外,有很多地方供

  提出几点思考。近十多年来,中国力市的波大。在我来看,是一典型的蛛网效式市农产品价格波大,力供需系波也比是典型的蛛网效,就是。目前到底怎么办2003年、2004年、2005生出重的季性缺、停,引了各地对发电的大量投。今年力供情况始好,明年以后可能会问题。我认为应该利用一机会推行农电改革,实现乡统筹产业政策。  国家是比大,如今天上午所讨论的那然中央政收入最近几年比丰厚,但是承担不了各地村那多的支出需求。到底怎么办?我个人认为要同支持和帮助山区半山区村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的问题。要考利弊的问题,考双方的问题

  我的告完了。

  

 

*************************************************************************

 

台湾民主展之问题评

 

 

 

人:淳文

 

评议人:曙光、牛仲君、延中、郭燕、田俊雄、盛洪

 

曙光:次天研究所第324次双周论坛,我有幸到台湾大学淳文教授做目是台湾民主展之问题评析。水扁,内又是学生静坐,又是议员动议,看起来乱糟糟的。其,我正反了台湾已完成了政治去魅化。而我在造神,大的政治要褪去神秘和光环还有很路要走。今天我们请到了内的淳文教授,他同也曾在欧洲学。其欧洲和美国是有些念不太一的。就社会理,欧美完全两个范式。我得了解对观察台湾问题是有帮助的,先请陈教授。

 

淳文:很幸有机会到个有名的学研究机构来做演。由于是好人在北京来的,准时间不是很料也不是很全,所以做的告有疏漏之处还解。然有一个 多小时间,但是我可能不了这么久,一般在台湾,如果你的言超一小,下面的听众就会蠢蠢欲了。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时间在座各位,希望大家能做一些交流,充我的不足。

 

正式始前,先要明几个情况。我个人的学背景主要是法学方面的训练。我在欧主要是学公法,所以就一般美式的政治学和抽象的理建构部分是比欠缺的。我法学是偏重用的技性的学科,所以待会儿西也没有丰富的理建构,是可能会称我的告的局限。另外在我的讨论中,可能会把经济和社会的面象暂时搁置不里是研究经济威机构,我不敢班弄斧,到社会也是很复杂面。所以尽管经济、社会都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展有相关联系,但我今天不会太多及。最后是目。当时订得比匆忙,所以不是很好。台湾民主问题析有点太大了,我只能就个提出一些心得浅有,我会把重心放在2000年以来,政党替以后,台湾政治的展。

 

民主的定是比多的,讨论也有很多可能性。我要的是在中民国法架构下的民主政体,于它是怎运作的以及今天面着什么问题。在大两个礼拜,我有时间守在电视机前,看媒体的相关报道。我发现媒体的一致价是,台湾真是乱得一塌糊涂!今天我就从个出谈谈台湾到底是怎乱的,未来有没有指望。因此我今天的言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认为的乱的主要原因。第二部分,针对这些原因,我展望未来,提出了回就是我今天大概会的内容。

 

首先是透析混乱。台湾会乱?我提出几个个人的浅

 

第一个原因是治者去魅化。传统专制的威是主要是建立在对统治者的神圣想象之上,或者是治者的道德威信之上。 是从传统专制社会留下来的,从方的真命天子、内圣外王到西方的君神授,我都可以看到这样传统。当威不是来自人民的候,就一定要找一个通常具有神圣特的依附。神圣本身是和民主相背的,因民主不能接受某个超凡入的人在上面领导大家。但是一个治者如果失了神圣的威,他的治地位就会因此动摇,社会混乱也可能因此生。从中民国建立以来,我就一直在尝试除去治者神圣的道德的形象。但程是漫的,中山被称国父,后来的领导蒋中正也被塑造成民族袖。一直到了蒋总统时代,治者才始地走向平民。然后是李登辉时代,水扁代,一路下来治者在慢慢除去其神圣的性格。最早的中山先生在大家心中是圣人的形象。他大公无私,甚至把总统位子让给的袁世。尽管后来史学家分析,他是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力,没有足够实权才放弃总统位子的。 但不管怎,大家都得他是圣人。所以中山、蒋中正都可以算是圣人。民主化以后,就渐渐变为能人。比如蒋国,他能力好、勤政民,是能人的象征。李登也是有博士学位的,据了百科全的。在大家心中也是能人。从圣人、能人下降到了凡人。水扁就是凡人的象征。他只有大学学,在第一次大中的得票率只有39%,其他争者也得不一定会输给他。所以,好像治者已下降凡人。就学文章方面他好像不怎么样,就得票率上他好像也不怎么样,所以大家好像也不再治者是高高在上了。然后到了2006年,我它下的注脚是,治者从凡人降到了下人。是下人?因一般人甚至会得,总统会搞出这样的事情,我当总统应该不会搞出这样的事情,他都不如我……从以前治者是崇高的到在被认为的人都可以是治者,是除魅化的程。个除魅化的程是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没有一致性的威在掌控大局,各个角落都在松、抗、抵制。所以表面呈的是社会混乱,没有威,没有人了算,治者受到挑战这样的情形。

 

第二个我的是不断遭到凌法尊。在西方民主法制展的程里,法作一个最高的范,决定了国家力的分配以及国家机器运作的模式。对宪法的尊重是国家社会定的基本要素。中民国法从1946始制定的候就是一个难产应该知道,当中国共党和国民党在美国的力之下召了政治商会,提出了政十二条的共同原,作的基。很不幸,后来中国共党不愿意持政十二原的基,撕裂了政治商会的内容,国民党就行制。中民国法在1946制定的候,已缺乏了当重大的反党和掌控当中国很大区域的中国共党的支持,一始就有残缺。始生效的候即1947年,在中国北方,国共两党已打成一了。法公布半年就因没有法运作,当国民大会就制定了动员戡乱临时条款,把甫才行的法予以冻结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于是沿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的中国政府,用的是章建筑即临时条款治台湾的。在那里,却是被冻结的。当的反学者认为法不被尊重,我的社会不是法制社会。法的威受到章建筑的害的事情持了很久。一直到解以后,我宣布中止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大概是1980年代。之后,理应该重回生机。但是,就在海峡两岸始除去敌对内掀起新一的民主改革的候,当总统李登辉发动了一串的修,在他任12年内修改了6法,平均2年一次。本来始要正式施行的法又因一再的修威受法的动荡不利于其成会要遵守的范。个例子明一下修是怎么伤法的。大概在19941995年的候,台湾始了第一届省选举,参人是宋楚瑜先生。当党的口号是“400年来第一次台湾省长选举”。宋楚瑜先生当以后,4年任期去不到2年,修黜了省长选举法的动荡使法的尊受到了极大的害。400年来第一个省选举也成了400年来最后一个省选举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是不理性的行不理性背后有另外的理性,比如他在安排步总统的道路,我就不深入讨论法的动荡对宪法的尊是极大的挑看到媒体吵成一有政相互利用,他在争到底我要内总统是法国的半首制。这么的吵成一定些什都不清楚,其法的威不被尊重的果。在西方,法通常是制约权力的途径,但是在台湾,法却成了力斗争的工具。是造成我们现在看起来混乱的局面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要的是司法不够强韧。从西方的准,司法定是使得社会定、政治冲突和平解决的重要机制。其就中民国去几十年的展来,我的司法在制度上已达到了一定的独立程度。所制度上已达到一定的独立程度,格意上来就是在判部,法官的甄是公开竞争,没有党派因素凭考来决定的,去的渠道是公平公公正的。在法官的就业务上面,我们宪法以及法律的确也保障了法官的独立,在实质上也有独立的运作果。在薪上,法官的级别也比一般公务员高很多。一个台湾普通大学生在社会上工作的薪大概是25000新台。如果大学毕业考上司法官,完了去工作,薪可能是70000这种比其他职业高很多的薪达到了像新加坡、清朝末年那廉的效果。所以法官在薪上、身份上、制度上的独立配都是存在的。如果些客条件都达到了,剩下的就个从法官个人的良心问题这涉及到你从事个行职业伦问题。如果你有比较强的良心、比好的理,你在发挥独立的作用就会表好;反之,会比差。不排除会有法官了个人前途的考量,比如希望成大法官,而好政治人物。但是这种情况在减少。我可以很肯定地大家,目前政党力干个案的情形是很少的。从李登担任总统中期,就已子了。在判上表不尽如人意,可能有教育的问题。当老的怎教好学生,怎样让学生有很好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律、医生的理都是一的。医生毕业以后就没了良心,不再以世救人这种资本主化、道德退位的情形是有的。事上,在法官的部分,台湾的司法在制度上已做到比独立了,只是性不是很。如果把司法放大一点看,把包括有刑事、犯罪、察、察、调查都放,受到的批判就比大了。检调主要隶属于行政部的,比如察官。台湾的察官是由行政院下面的法部掌控。个部分其不算是台湾的特色,欧洲大法系的国家,察官普遍和行政有一定的系。因为检察官和行政有一定的系,行使着于犯罪的察和起能。在相弊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察官在面的是总统夫人的说查不到据不予起,就会有很多人司法不公正不独立。这时的司法是从广角度的,加上了减掉属于行政的一部分,因它从事的是有司法性的工作。个部分看起来有不定的情形。察官和法官是一起考去的,也是一起受的。只是由于受训结束后由于成的差,分会有不同,成差的可能会去当察官。个可能是有点问题,因为检察官比辛苦。一般女孩子,也就是成好的,不太原意去当察官,因为检察官比辛苦。于是成不好的就去做察官了。但并不是就没有法官成的背景,或者法官的理道德。只是然制度上有些问题,但是察官大多数和法官的素是不相高下的,而且他的流是有可能的。察官,我要求其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不是大法系的传统于目前的弊案,比如总统夫人及太平洋百的案子的察官,他的起诉侦查受到了烈的批判,大家认为他偏袒了行政部。可是,总统机要的案子,人得其中的察官很有正感,体了司法的独立。 下一个应该是侯察官理的英九特支的案子,目前没有果。但不管怎可以看到,有的是支持行政的,有的是不畏行政的,所以说还不是很定。整体描述,台湾司法和西方准的司法独立有一定距离,但并不会差得太,当然是有提升的空。台湾的司法目前在人民的心中是没有很的公正独立的形象,我的社会是很乱的情形。但是和以前相比,是有进步的。在我小候,台湾已经开选举了。选举起争候,人就会抓了一只,到前面斩鸡头。他就是誓,如果做了坏事就如鸡头。有神灵为鉴,皇天在上,厚土在下,我就是这么做的。在我们选举起争候,就会去法院民申告。就是我的经历,从前的斩鸡头到法院的民申告,不再用抽象的神灵,而是用司法来解决政治冲突、社会冲突。尽管大家不是十分意,但已是一个进步总结,我司法不是很强韧,大家都去法院民申告,看起来是很乱。但是已经进步很多了。

 

的第四点是被收的中道的力量。在民主架构下的政治斗争或者非民主体制的政治斗争都是免的事情。社会怎避免力斗争乱,我认为应该有一些中道力量。股力量是不介入政治竞夺力斗争的,它至少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知分子、学界。我职务是从事学研究工作,我不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群。或者知分子除了学研究外,有自己的企,但是他在生的候知道什对错,什有的价值伦理。第二个是公务员体系。应该讲的是广的公务员体系,包括传统的文官有武官。欧形的永文官也就是常任文官制是希望群公务员是不介入政治斗争的。不管政治怎乱,他都不介入政治斗争。法国的例子。它的第三、第四共和从187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内倒来倒去,看起来是很乱。可是法国到今天是在国上算是比有影响力的国家。当然不是超,但也算是比小的强权,国家是在展。学者研究发现,法国在内阁动荡候,文官体系是非常定的。部三天两头换没有系,内政的常才是真正的负责这个部的政策行的人。所以国家政治斗争的乱并不必然会妨碍国家的进步。如果政治乱妨碍了国家建展,那是因为应该保持中立的力量失掉了。除了知分子和学界、公务员体系外,第三个中道力量是媒体。媒体其实类力的部,在西方社会它扮演中力量,告大家谁对谁错,哪些应该是基本价等等。台湾社会的些中道力量却在近些年被不幸收了。先媒体一直是被收的。在国民党期,媒体是被国民党掌控的。到了解以后,媒体是百家齐鸣了,但是又纷纷各自向不同政党靠。所以有派的媒体,有独派的媒体,有色的媒体,有绿色的媒体。由于媒体被收以后不能发挥其中道力量,大家就人言人殊。第二一下公务员。在国民党代,因替没有预见,所以公务员虽然都是国民党但并不必然被国民党收。等到2000年民政政党替以后,常任文官的上层开始被政治人物调动己立的人被拉到更高的位置。民党里常常有破格升迁,这样就可以收编这个部。一个一个部地,都透人事操作破坏了公务员独立的架构。不能务员体系已完全被收,但是个本来的中道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害。最后分子、学界的问题。因自己也在学界中,所以这么讲谁被收影响会很大。但是台湾确色的学者、绿色的学者,很明学者会靠可能和政治力掌握国家源的分配有,如果靠就能得到更多的源。另一方面,我们传统儒家思想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法。学做得好,可能家人不得有什。他更希望你能去做部的大官来光耀楣。在这样的想法下,学者靠就是免的情形。政党替以后,学者被收的情况更加明了。本来是的,抱着悲的心情更加定地。本来是中的,一看有利可就往去。本来是绿的,就从此达,继续年青的成集。所以几年在台湾,凡是生重大政治事件比如选举候,我就看到,一群的学者在报纸联诉支持什,一群绿的学者也在报纸联诉支持什开计傅看到这么说,那个那么说,到底谁对呢?没有答案。因中道力量消散了,所以社会得混乱。台湾有这么一句:不是非,只有立。也就是只有色,没有道德。

 

认为纷乱的第五个因素是不断萎的国家。随着国家力和能力的衰退,国家不断地在公共域里面退。国家的角色和任的萎1980年代西方新一波的自由主浪潮有。他提倡要从大有的政府成小而美的政府。小儿美的政府其是因国家在没有能力担负这么任,所以就从一些角色中退出来。用国家社会二元立的架构理解,在公共域里国家和社会二元立,当国家不断萎候,社会的这块公共空间领域就大了。可是我社会的自治能力却没有随着国家的退展起来,所以社会就出于混乱的情形。社会自治能力就是西方的公民德性、公共利益的考量,是比较难养成的。中地区,比如台湾、大,都可以看到黑心食品。原因之一当然是国家控不力。但是国家控不力的候,怎使西不流斥于社会之上,就要靠社会自治的能力。比如我是卖馒头的,但我的到底是手工馒头还是机器馒头。大我不敢,在台湾,榜是手工馒头的其都是机器馒头。在西方社会有日本,如果你的手工馒头是假的,你就无法加入手工馒头工会。你可能会受到制裁或剿。所以日本有西方国家的产业自治能力是很的。政府不用处处去管,到底是真是假有自然的力量在控制。可是在台湾在大这种自治力量没有建立。公民的自律意识还有待增。国家不断退,没有人管,致了混乱。

 

最后要特别讲到的是选举制度,以及随之生的国家同危机和族群问题。台湾所采取的民意代表的选举,在西方社会里算是一个特例。它受到了日本殖民代残留的影响,设计的是区的制度,就是一个区可以出好几个人。如果我要出海淀区的民意代表,可能就能5名。在西方通常是区的制度,整个海淀区只出一名。如果海淀区太大了,就把区划小一点,海淀北区一名。区制度在日本已不用了,但是台湾在延,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效。第一是政党根本掌控不了其候人。因人不需要完全靠政党就可以当。政党不能掌控其候人,使得我很容易看到会的乱象。政党说这案要投成或者否决,但是却却不一定能实现,因其命令人不一定听。第二个是容易生地方派系。一个地方的某个家族或组织力不断依附化,形成控制地方的力量。地方派系在选举候就会斗争,或者判妥。第三就是贿选。台湾的贿选主要生在民意代表的选举中。我们刚讲的海淀北区如果要5名,一个人可能只要有50000票就可以当。那他以1200010000000万就有当的机会。贿选生和区有很大的相,使选举黑函等混乱的斗争情况。最后一个效就是,区能允极端言生。因如果只有一个名,你就不能走得太极端。但是一个区可以出5名,那有人扮演正襟危坐的中道角色,就会有人扮演不三不四的角色。要独立的、要一的,些两极的角色都会有候生并有当的机会。由于这样选举架构,些人当了就特容易操控族群,独或者相政治斗争的异己都容易生和激化。尽管国家有族群问题,固然有原生性的后建构生的问题。但整体来看,区制度确深化了族群的冲突和国家同的矛盾。

 

以上就是我台湾看起来乱,乱在哪里,提出的浅。下面我就要一下,这样的乱有没有展望。我不是要替台湾讲话,只是个人分析台湾的未来。

 

首先是有关统治者的问题。我认为,台湾治者的新形象正在建立之中。从圣人降能人,再降凡人,最后成下人,在将会成什?在各弊案、司法争端之下,我展方向是台湾的新一代领导人必然会是守法的凡人。是很好的展,民主政治要的就是凡人,台湾未来治者必格地守法。要当治者,就要比人更守法。今天英九先生要和人家比的就是,我张发票都可以有,我细节到一毛都有票。一般的凡人会得,我就没有票。所以我认为守法的凡人会成台湾未来治者的新形象,是民主展的理想改

 

台湾可怜的法,经过了台湾动员戡乱期的冻结,以及解后的不断修于在在走到了点。我2005年有一次修,把国民大会消了,意味着未来中民国的修不再是由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操。未来修要由国会1/43/4,通以后的修要送交公民决。需要所有公民一半以上去投票,投票半才能通。一般的学者分析,修这么高的门槛,想要成功是很的。修要成功那肯定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大家都同意的事情就不太可能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未来修政治斗争的工具已不太可能了。法不能修改了,就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我遵守它,一条是我,把旧的弃掉,因它是死路一条了。以目前的展,特是美国老大哥的威力影响下,即使水扁一再抛出希望,要走制一途也是不太可能的。既然如此,守可能是台湾未来的必然之路。如果是这样法的尊是会逐建立起来的。在去几十年的重大的法争之中,我司法院的大法官一直在扮演司法解决政治冲突的角色。尽管他次一出来说话是有,可是大家好像都始遵守游戏规则了。所以再重大的政治冲突,像去的核能第四发电厂的停案,以及三一九枪击案,大法官做出了解后,大家不就算了。我有了这样的基,大法官在掌控法的运作。未来只要不再修定以后,尊就会慢慢建立起来。法不能再被修改,使得法的尊有喘息和展的空

 

第三个是有司法的部分。台湾的司法基本上不是制度上的问题在剩下的是职业法官本身的良心的建构的问题。在最近的这么激烈的政治冲突斗争之中,司法官特察官部,一直面临严峻的挑在台湾的力就集中在一个察官身上,像侯仁、瑞仁,所有的媒体都着你,司法官也感受到了社会道德问题。我认为这么大的力之下,一个新的更强韧的司法独立是可能展起来的。当然,我认为一些重大的弊案由个别检察官及,在制度上展的空。可是在司法展的未来方向上,特是透在最近这么强烈的斗争制下司法的反,我认为将来往好的方向展的可能性是比大的。

 

第四个是有所依的中道力量的部分。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里面,需要有几股重要的中道力量是不受影响的。些被转编的中道力量,有没有可能回它中道的身份。第一个是公务员部分。只要正常的政党替在行,公务员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正常的政党替,个人以前靠绿在靠,像蝙蝠摇摆不定是很辛苦的。只要政党替正常持下去,公务员就会慢慢习惯不同的政党的领导,他的中道也就会慢慢形塑出来。有学界的部分,我得很难讲。媒体的部分是台湾最需要努力的方向。媒体怎形塑自己的理,脱政党的纠缠,走向相中立的态势部分要努力的空间还非常大。

 

再来到第五点就是公民社会的部分。在国家社会二元立的模型之下,社会自治有待展。在方以及中文化下面,社会自治非常少。因都是以“家”个范畴中心来展的互助体系,我不太能脱离“家”的体系展互助。台湾去公民社会逐渐发展自治,除了目前在西方所推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种的宣和具体的建构在台湾也生影响之外。我的社会是正在逐渐强化它的自治力量。至少我有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一个是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的情形。灾害生后,政府来不及反,社会体自治力量特是宗教体就已到位了,行就。台大医院不需政府的指令,自己了医疗团队立即赶赴现场救灾。是很的社会自治的展。根本没有政府,它没有反应过来,我经开始救灾、重建。人民自捐款,数目相当大,些已不需要政府指协调。另一个典案例是2006年反腐的的运。我个人也去了现场观察,我不那是去参与了,因就有立了。各个民、各个省籍的人抱持着要追求正公平中道利益廉耻道德的度。这么大的动员,不是靠政党的力量。他不是政党透国家机器去发动的,也不受政府的指。那多的人集以后街而行,没有一部,没有打破一玻璃,没有流一滴血,是公民意的完美的展。我也看巴黎行抗示威的活了,玻璃打了,店就了,警察也出了。更不用德国人、英国人没什有意的目的,看完足球出来就相互厮。我们这么几十万人出来却是那的。所以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台湾不不是亦,而且是跳出了他的想象。我认为民主展已和西方略有不同,我的公民展出来的水平也有其盎然的一面。从两个案例,我看到我公民社会尚待建立,但是有建立的基

 

最后选举以及选举操控的部分。作2005年的一个修宪结果,未来中央选举改成区制。也就是,未来民国真正有影响力的人,不是台北市议员,是台北市、立法委或者总统都是区制。这种单区制,特是立法委选举,使得政党的掌控能力得很。在行新的选举也就是2007年之后,台湾国会的乱像可能就看不到了。台湾的选举经过这样的改革,贿选、激烈的人物、极端的言些在未来可能慢慢消失。我不排除将来会把地方的民意代表也改成区制。个修改不需要用修解决,所以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在选举操控的部分,民也可以看到典的例子。族群操控的能力在台北几乎是不可能使用。在南部,然有维护本土政、要台湾就要某一个政党。我可以看看它的效用怎么样,判断指就是它当与否,或者更精确的就是看它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得票率。就民主选举,台湾有几个展上需要突破的地方。第一个是选举制度的全面的改革。地方应该改采区,使得政党能够发挥掌控的力量。个人在区里靠人际关贿选的可能要消除。第二个在政治金的部分,台湾在法方面是落后。怎避免官商勾,怎避免议员?法律上的范表面上看不是很落后,我作一个修法的主人,认为是很落后,有很大的修改空就需要我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国家展而共同商解决问题,使我选举净化。再有就是政党财产问题。在台湾目前在争的是政党到底能不能经营,其财产应该掌控。于政党法、政治金法、选举罢免法,三个有关选举和民主运作的部分,我们还需要努力。其中障碍将会很多,及到政党的利益,需要政治人物的远见

 

我的演讲结语主要有三点。整体价,台湾的民主展是在正面的道路上面。第二,于它的未来,我保持乐观重一点,是乐观。第三,需要改善的地方有很多。改善能否成功,我的民主能否更需要政治家而不是政客,抛弃一党一私利益的考量和人民共同努力。当然,作民族一的中民国,我希望它能人社会里扮演民主的急先以及成功的民主的角色。

 

以上是我的一些个人浅大家多多批指教。

 

曙光:教授的了台湾的民主政治展的状况。通过对一些混乱象的描述和解明了台湾民主未来展的走向。从民主展的程来看,台湾在人社会里确是走在前的,至少大和它的差距相当大。所以台湾的民主的借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今天的论题还是很有价的。下面我们请评议人来谈谈自己的点。

 

牛仲君:我主要是研究国政治的,今天听了教授的演受益匪浅。但是听了以后,我是有一些困惑。教授了混乱有这么多的原因,我想问问陈教授认为其中你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要改变这些混乱,最先要改的是什教授一共提出了六个方面,我得要同变这六个方面是比的。

 

问题,我听了教授的精彩演以后,认为台湾目前不定的象可能是由于某种权威的缺失。或者缺少一个政治核心,缺少支持它定的威。教授认为支持台湾定的威在什地方?是法制、中立的公务员督体系或者更加中立的选举制度。当缺少政治核心的候,就会出种观点和立的分散。这样,就容易出一定的混乱。东亚有很多威权统治的国家,其定的核心是在于公务员体系。而西方更注重分制度的建立。教授认为台湾保政治定的威核心主要来自什

 

另外教授了台湾选举的情况,我得台湾的政党和人民的密。政党人民的掌控是非常密的,就存在个人要有一个什问题。我个人得美国或者其它西方国家的选举,特点是政党是高高在上的,老百姓政党的理解,更多的是政党政策本身的理解,而不是政党所表出的色彩的理解。

 

延中:教授精彩的我很多启。我曾去了台湾两个月,身看到了台湾的选举。看到台湾正在走向政民主的程中,我个人是很受鼓舞的。我建议陈教授不要用混乱。有序是什?如果说执政党说这无色的水是黑的,大家都跟着附和是黑的,是有序的,那我不如混乱。用混乱贬义,不如叫乱象。在个乱象的形式的背后,我得追求的是公正。其你的演也不是那是一真的乱,在乱象背后有秩序。这种现象体了大家不同于去的追求。

 

我在台湾的候去太大听了施明德的座,英九、水扁、王金平那几个政治大腕都来了。后来又和老百姓接触了多。我得台湾的秩序政体来是受日本50年的治的影响,老百姓本身有秩序感。我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前本来也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把秩序感了,在往回找很。比如就梯上,大家右站着,左空道出来。没有人着老公把道全占着的,大家都习惯了。像我,在黄庄路口,有人拿着旗子喊着停停,可就是没人停。没有秩序感,是根深蒂固的一文化。这种文化使得民主运作的成本大大增加。所以我得台湾实际不乱。在日常生活中有这么一个解,认为宪法是最高的法,婚姻法、产权法都是日常的。没有那日常的民法体系,从何谈宪法。法要生硬地建构上去,就像人的躯体一个袋,是很困的。所以在西方社会,最始是有一的契社会形成一种风尚一套民法以后,到了共同体生了法。那法才会有效力。原来我持一种观点,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支持西方民主。因它是一的大一的思想文化,不可能嫁接在民主政的大上。但是台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并不比大少,它的民主化了我很多的经验

 

的司法独立,我直台湾不是问题法架构已搭起来了,逐地会受到各界的尊重。但是重要是司法独立的技性,以及人格因素司法的介入。作法官,代表的是公力,但他又竟是人。制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健全程度才能使人的一面得到遏制。我得在司法独立,特是技操作,台湾有很多路要走。我在那候,和教授谈总统制和内制两政治制度的引。我也没做深入的研究。其像台湾这样的共同体,它的模不是很大,但它采用的制度却有美国和日本的两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某合理因素,如何能来,形成方人文特色的新制度。大可不必西方制度就没有秀的地方。比如美国走了200多年,人家有基督教、新教做支撑,我没有传统。所以我如何把高法背后的一套西建立定。

 

最后我有提到的,在你的演中有一个例子,1999921号大地震。我在台湾和教会的人也做了一些接触。在台大校区有个基督教的店,我在那里了好多。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基是什?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是靠个人的良知建立起来的,是有一套政体的价体系做支撑。美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新教立国的国家。日本共同体背后是大和民族的民族魂,它到底是什?佛教在台湾很盛,特是南。基督教也行,有其它的教等等。西才是民主政重要的基。没有这样的公益心,没有这样的准是不行的。里的准不是个人根据各自利益说这是自己的准。你有你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我不要互相,所以我要有一个合点。是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点。但是梭也提到了国民宗教。,实际上背后的利益之争是人性的穿透和考察。所以我得台湾最后的展,最后民主社会的定,可能和建立一个大家有基本共的价体系。我也在台湾看到很多人穿着各式漂亮的服装、抹着蛋就上街了。去年好碰到一个选举,我就在台北从一坐捷运到另一,看了一下。我总觉是属于中民族政治参与的一特殊形式。我民族特别强调表演,政治表演和祭祀是在一起所。中民族的同不是靠祭祀去同的,是靠祭祀。是炎黄子。然后我形成这么一个同,形成一个国家。这样文化在台湾的政治程中反得很清楚。西方的Individualism得我就是我自己,我的票代表我的力,和其他人没系。这样理念和中民族几千年留下来的那值认同的思路是不一的。我得,大陆这么一个大的共同体,南北差距、西差距、言文化、习惯,异性那高,里面的问题会更多。

 

有几个问题,希望教授提供启示。第一个,台湾作一个共同体,它的整体的公力,和各个区域性的第二的公力,除了在法上有明确的定,在具体运作上,之是怎么协调。按照我,中央和地方的系是怎的。比如,税收是怎分配的?你在公力的分配次上几乎没有,希望能做一些小的充。

 

郭燕:我陆习惯从威体系下看待事物的眼光,判台湾社会的象。这样就会造成一些差,台湾有些